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几个问题
高浩瀚　梁　岩

　　　　证人出庭作证是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据，也是当事人权利和责任能否得到确定的关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在控辩式审判方式中产生了新的举证主体——公诉人(控方)和辩护人(辩方)。控、辩双方在向法庭举证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力度不断加大，使证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不引向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证人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本文仅从证人出庭作证的现行立法、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亟待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立法四个方面，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现行立法
　　证人资格　　所谓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作证的自然人。证人，贯穿于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证人所提供证据的真伪，对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能否相清案件事实。因此，修订后的刑诉法对证人的资格做了比较严格的界定。从证人的定义可以看出，证人只能是自然人，单位不能作证人。对于自然人也不是所有的自然人都可以作证人。刑诉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即：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中不能辨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言的人，如患病的精神病患者、无能力提供有效证言的幼儿等，都不能作证人。除此以外，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中能辨是非、能正确表达，能提供合法有效证言的人，如可以通过翻译陈述其所看到的案情的聋哑人，能辨别是非并又可正确表达的，在法定代理人在场也可以提供与其认知能力相适应的证言的幼儿等，都能作证人；完全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如处在精神病间歇期的精神病患者等，都能作证人。值得说明的是，证人中也包括那些能辨是非、能正确表达，能提供合法有效证言的非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服刑的犯人和服刑期满正处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自然人等。
　　除单位不能作证人外，根据有关法律(如宪法)规定，那些具有特定身份或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人也都不能作证人。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翻译人员不能同时担任本案的证人；辩护人不能充当所辩护案件的证人；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也不能互为证人等。
　　证人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参与人参加的诉讼法律关系不同，因而所具有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也不同。证人权利是证人在参与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它是证人依法参与诉讼的基本保障。(1)根据刑诉法第84条1款、2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的规定，证人有向司法机关报案、举报或者控告的权利。(2)根据刑诉法第14条1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规定，证人作证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限制和剥夺，证人有要求司法机关依法保障作证的权利。(3)根据刑诉法第9条1款“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的规定，证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作证的权利，并有要求司法机关对不通晓的语言文字给予翻译的权利。(4)根据刑诉法第97条1款和第151条(4)项“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的规定，证人有要求司法机关及时通知其作证的权利。(5)根据刑诉法第98条1款“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证人有要求司法人员告知如何履行法律义务的权利。(6)根据刑诉法第99条、第95条和第97条1款、2款“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以及“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证人有自选方式进行作证的权利。根据刑诉法规定，证人提供的证据形式有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两种。其中，证人证言包括书面证言和陈堂证言。(7)根据刑诉法第99条“本法第95条的规定，也适用于询问证人”和第95条“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和第167条2款“法庭笔录中的证人证言部分，应当当庭宣读或者交给证人阅读。证人在承认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的规定，证人有检查司法办案人员取证真伪的权利；对错误取证有拒绝签字和证明的权利。(8)根据刑诉法第14条3款“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的规定，证人有人身权、人格权不受侵犯的权利；并有对办案人员对其侵权和侮辱的行为有予以控告的权利。(9)根据刑诉法第49条1款、2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证人有要求司法机关对其本人及其近亲属给予保护的权利，并有要求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予以惩处的权利。
　　证人义务　证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证人义务是证人在参与诉讼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法律赋予的诉讼行为规范。它是司法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的重要保障。(1)根据刑诉法第84条1款、2款的规定，证人有向机关报案、举报或者控告的义务。(2)根据刑诉法第102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犯罪现场，并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验”和第110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的规定，证人有主动协助司法机关及时司法的义务。(3)根据刑诉法第45条1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和第48条1款“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证人有如实作证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4)根据刑诉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规定，证人有遵守和维护法律的义务。(5)根据刑诉法第161条1款“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的规定，证人有遵守法庭秩序的义务。(6)根据刑诉法第156条1款、2款“证人作证，……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的规定，证人有如实接受审判长、公诉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询问的义务。
　　证人责任　证人在享有权利同时，不仅要依法履行相应的义务，也必须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证人责任是证人在参与诉讼过程中不履行作证义务，扰乱公正司法，应受到依法追究的刑事责任。它是公正司法的法律保障。根据刑诉法第45条3款“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到法律追究”的规定，证人应当承担伪证责任。
　　证人出庭作证　修订后的刑诉法对证人是否应当出庭作证、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怎么办等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在刑诉法第151条(4)项中只规定了审判机关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赋予审判机关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采取的权利措施。这无疑对控辩式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庭审质量，起到了一定的阻碍和制约作用。
二、关于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
　　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要求有理讲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事实查清在法庭，是非辨明在法庭，罪责确认在法庭，裁判公开在法庭。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在案件审判环节上的作用尤为显得重要。但是，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并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审判在庭审中都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它需要从案件性质，证人证言对案件定性的关系的大小，控、辩、审三方有无举证要求等具体情况来确定。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因
　　在诉讼过程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查明案件事实。目前，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1?控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里有几种情况：被告人始终不认罪的；被告人起诉前认罪，起诉后不认罪的；起诉的主要案件事实有待进一步核实的；为反驳辩方提出的观点和事实的；自诉案件中原告人与被告人各执一词的；原告人要求与证人对质的，等等。
　　2?辩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里有几种情况：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的；辩护人或者代理人认为被告人无罪的；辩护人或者代理人在调查了证时发现起诉的事实有出入或者变化的；为反驳控方观点和事实的；自诉案件中被告人与原告人各执一词的；被告人要求与证人对质的，等等。
　　3?控、辩、审三方都有可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里有几种情况：庭审中，案件事实发生变化或者供证发生变化的；案件证据欠缺或者取证不到位或者供证不一的；案件的主要证据有很大矛盾的；主要证人提供的证据有变化的；主要证人出据的证言不稳定的；案件定性有可能改变的，等等。
　　(二)关于什么样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要查明案件事实，需要什么样的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中经常遇到也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一个案件来讲，并不是所有证人不分主次一律出庭作证，这样势必造成审判程序繁琐。应该说，对证人出庭作证也要有所取舍。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有以下几种情况：了解案件事实的证人；关系案件事实变化与否的证人；证言反复变化的证人；控方认为应该出庭的证人；辩方认为应该出庭的证人；原告要求与其对质的证人；被告要求与其对质的证人；主动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对案件的某个环节需要作出重要说明的证人；合议庭或者审判员认为其它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等等。
　　对以上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司法人员和律师应当主动讲明公民作证的法定义务，作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司法机关对证人保护等法律规定，促使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
　　(三)关于对应当出庭而不能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情况处理
　　根据现行立法，审判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在特殊情况下应当出庭而不能出庭作证的证人。其特殊情况有如下几种：证人已经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证人丧失记忆或者无意识能力的；证人身患精神病等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证人是依法不能出庭作证的幼儿或者少年儿童的；证人因发生自然灾害或者不可抗力而无法出庭的；一方证人不出庭经对方允许的；证人有其他原因的；证人有正当理由、经法院允许虽未出庭但出具了书面证言，经法庭质证控、辩双方无异议，查证属实的，允许其证人可以不到庭参加诉讼。对于其出现特殊情况以前的证人证言，法院应当允许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宣读其证言进行质证，经过质证控、辩双方无异议且查证属实的证人证言，可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证人出庭作证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是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健全刑事证据制度，提高庭审质量的重要一环。但由于目前对证人出庭作证没有具体的立法，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却令人堪忧，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证人不愿出庭现象比较普遍；证人证言虚假性强；证人证言反复变化的多；当事人或者控辩双方干扰证人作证的多；14岁以下少年或者幼儿作为证人作证时理解能力差；对聋哑证人作证没有专职的或者专业人员翻译；控、辩双方在请求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时存在随意性和临时性；证据欠缺或者供证不一的案件，当事人或一方或双方均没有请律师委托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为其调取证据或者查找和提供证人；证人作证时所需住宿费、差旅费、误工补贴费等各种费用的补助如何核销，操作实施比较困难；司法机关在保护证人的权利上、职责上或者保护期限上责任分工不清；司法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认识程序不够，工作责任心不强；法庭对与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证人的证言，审查取舍判断比较困难；因证人不及时出庭作证而造成的案件审判期限无限延长，无端增加和浪费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费用，等等。
　　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分析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来自证人本身的原因。许多证人法律意识淡薄，作证意识不强，不知道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认为惩罚犯罪、打击犯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与己无关而不愿出庭作证；多数证人由于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怕打击报复而拒绝出庭作证；个别证人本身是受害人，但由于受到心灵上或者精神上伤害产生恐惧心理而惧怕出庭作证；大部分证人认为作证的责任大，出于不愿意为他人承担责任而回避出庭作证；出于保密的心理都愿意在背后单独作证，而不愿公开出庭作证；极个别证人在侦查阶段作证时说了谎话或者假话，害怕对质公堂被揭穿后承担刑事责任而逃避出庭作证；有的证人因为与当事人熟悉或者关系密切，怕出庭作证面子上过不去而不愿出庭；有的证人因出庭作证所需的住宿费、差旅费、误工补贴费等无处开支而不愿出庭；有的证人对当庭作证感到不习惯，有的人虽然愿意出庭，但当听说到了庭上还要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委托代理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等多人交叉询问，因产生畏难情绪而不肯出庭，等等。
　　(二)来自司法实践的原因。有些当事人对出庭作证的证人采取诱导、许愿或者胁迫等手段，指使证人在法庭上作伪证；有的证人出于某种利益或者意图在出庭作证时无视法律尊严，故意作伪证；一些司法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不可替代性认识不清，对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所做的工作不细致或者应该做的工作而没有做；律师由于经济或者水平等多种原因对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所做的工作不到位或者力不从心；一些司法人员认为书面证人证言语言简单、易于收集，而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复杂、工作难做，习惯于用书面证言来代替证人出庭的陈堂证言；个别司法人员为了完成所承办的案件，以为其保密或者对其保护等各种借口胡弄证人，取证后并不履行承诺，导致证人在受到干扰或者遇到危险时无处救助感到受骗而不相信司法机关；由于刑诉法在如何保护证人(如：前期保护、后期保护、全期保护等)上及公、检、法三机关对保护证人如何分工上未作具体明确，致使公、检、法三机关在对证人保护问题上相互推诿、扯皮，各司其事或者不履行职责；由于刑诉法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对证人及其近家属的保护上缺乏必要的法律制约，给证人及其近家属在精神和生活上造成恐慌和混乱；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错误认识或者重视不够，在司法实践中对伪证的追究上以及打击力度上缺乏强有力的措施和司法手段，等等。
　　(三)来自立法本身的原因。立法中对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没有明确规定；立法中对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怎么办没有明确规定；立法中对权利和义务规定有不对等、不平衡；立法中规定的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脱节，权利多、责任少，对违反证人义务的证人没有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立法中对司法机关对待证人的义务和权利上规定不统一，如：只规定了司法机关通知证人及时作证的义务，而对不及时作证或者拒绝作证的证人却没有赋予司法机关相应的司法权利；立法中对司法机关对待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对司法人员在对待证人的义务上失职或者渎职行为没有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刑诉法第157条和第151条(4)项规定的诉讼原则矛盾，第157条是关于控方和辩方举证主体的规定，第151条(4)项是关于由审判机关通知证人出庭的规定，这种规定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也违背“一步到庭”的原则；立法中只规定了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等法律效力的大小，却没有对证人出庭的陈堂证言与不出庭的书面证言的证据的法律效力的大小作出明确规定；立法中对证人保护如何操作没有规定具体细节，等等。
　　总之，对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司法机关对待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不统一、不完善，对诉讼原则规定的不一致，对各种证据的证据力的大小规定的不细致、不具体，使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证人出庭作证难以操作。
四、亟待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立法
　　证人出庭作证既然对于健全诉讼制度及刑事证据制度，对完善庭审和公正司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在立法中加以具体规定。
　　(一)在立法中增补明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款。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补明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款。
　　(二)在立法中增补完善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条款。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补完善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内容。
　　(三)在立法中增补完善司法机关对待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条款。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补完善司法机关对待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条款。
　　(四)调整诉讼原则中举证义务和举证责任不一致的内容。建议修改刑诉法第151条(4)项的内容。
　　(五)明确证人出庭作证时所提供的证据的法律效力的大小。建议在刑诉法中明确证人出庭作证时所提供的证据的法律效力的大小。
　　(六)在完善司法机关对待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同时，要求在刑诉法中确定审判机关对证人是否应当出庭的裁决权和强制执行权。由于审判机关是裁判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终审机关，如果案件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只因立法中没有赋予审判机关对证人是否应当出庭的裁决权和强制执行权，就有可能使审判机关因证据不足而作出错误的终审裁判，使有罪的人无罪释放或者使无罪的人被冤枉有罪。又由于控、辩双方在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证人又拒绝作证时，如果立法中不赋予审判机关对证人是否应当出庭的裁判权和强制执行权，就有可能无法保证审判机关作出正确的终审裁判。
　　总之，确定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完善与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立法，是保证司法公正，加强法制的重要环节。
　　
　　(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质疑

夏立彬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本质是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依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和赔偿主体。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对当事人主体范围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是指直接的受害人，还是间接的受害人？被告人是否包括未犯罪或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笔者就附带民事诉讼主体问题略表管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依照《解释》第84条、第85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以下几种：
1.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被害人能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从《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又有《解释》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这里的犯罪行为是指可能被追诉的行为而不应确指为法院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遭受物质损失是由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犯罪事实造成的，就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限于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犯罪对象，也不管被告人侵害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受该犯罪事实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的罪数和罪名的限制＆1。
《解释》规定被害人的范围中的“公民”值得探讨，本人认为凡是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均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不以公民为限，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符合入世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国际条约的信守。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事活动是通过法人来进行的，因此法人是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般来说，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应均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其主管组织或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提起。被害人在附带了事诉讼中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 被害人已死亡后，其近亲属以自己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范围较《刑诉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大，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确定？从《婚姻法》第28条的规定与最高院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下称民通意见)第147条的规定来看，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的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较合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已死亡被人的近亲属可以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并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应符合以下条件：（1）近亲属对于已死亡的被害人生前存在着抚养关系的，(2)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被害人确已死亡情况下进行；(3) 被害人的近亲属能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实际的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依《解释》第8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这法定代理人的诉讼地位不同于被害人及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此时其身份是诉讼代理人而不是原告人。理由是：(1)《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依照《民法通则》第12条、第13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是作为诉讼代理人身份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直接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指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能力人)的利益而不是本人的利益。(2)《刑诉法》第40条、第82条第2项、第3项、第5项的规定了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从而，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的内涵不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法定代理人不能列作当事人。虽然，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并非是附带民事诉讼标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全部诉讼活动只能以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2。
4.人民检察院。《刑诉法》第77条第2款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依《解释》第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并非是其他财产与人身权利。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检察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处于何地位呢？对于附带的民事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检察院无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实际上它是代表国家以法律监督者身份行使权利，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不独立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 《解释》第86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有以下几种：
1. 刑事被告人.被告人在刑事上的责任能力与其在民事上的责任能力的年龄界限是不一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依附于刑事诉讼，但其本质是民事诉讼。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参照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的界限来认定。如果被告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他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依民事法律规定，被告人是限制民事行为人，一般由被告人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与监护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假如是单位、团体作为监护人，监护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人是已满16周岁而未满18周岁的公民，依民通意见第2条规定，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假如被告人没有财产可赔偿，依照民通意见第161条规定，那么被告人的原抚养人有垫付的义务，但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
2.被告单位。《刑法》第31条规定对单位犯罪一般要实行双罚制，单位、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是刑事的被告人，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只能是被告单位而不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不法利益的享受者是单位，而不是公民，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应是被告单位（犯罪单位作为刑事被告人，当然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如果是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中进行犯罪活动，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单位应对其职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与《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法人、其他组织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要承担民事责任是有所不同的。假如单位职工借用单位的名义进行犯罪活动，单位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假如单位无过错的，不负赔偿责任。
3.共同致害人。在民事案件中，共同侵权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共同致害人包括被告人、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和在逃犯，这里所指的共同致害人不包括被告人在内。（1）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包括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要么是无行为能力人，要么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虽然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但其赔偿义务应监护人承担；对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来讲，假如是成年人，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同时也是赔偿义务主体，如果没有财产可赔偿，可以按民通意见第161条之规定来处理；假如是16周岁至18周岁间的未成年人，可按民通意见第2条规定来处理。（2）对于在逃犯能否被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在逃犯列入附带民事 诉讼的被告人，缺席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是不能将在逃犯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4。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1｝《解释》没有规定在逃犯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依附性、从属性，在逃犯没有被刑事起诉，失去刑事诉讼的前提，那么对民事诉讼也无从谈起；｛2｝《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在逃的同案犯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3｝在逃犯的行为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为犯罪之前，无法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作为结论，且对其作缺席判决，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可以先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判决在案的被告人负连带赔偿责任予以赔偿＆5。
4.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与已死亡的共同致害人的遗产继承人。
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对死刑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问题有争论，做法不一。有的认为可按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将拟判死刑的被告人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予以判决；二是死刑已被执行后，其继承人继承其遗产的，应将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予以判决。还有的认为，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不应该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死刑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只能是刑事被告人＆6。而《解释》第86条明确地把已执行死刑的罪犯遗产继承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解释》第86条的规定是欠妥的。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是同一程序完成的，罪犯被执行死刑应在整个诉讼程序（含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完毕后方可进行的＆7。依照《解释》第89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以后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告人执行死刑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结束，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另外，遗产继承人不是致害人，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主体是不合格的。因此，对于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是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案件还没审结完毕的，有一部分被告人死亡，还尚有部分被告人生存的，附带民事诉讼仍可继续进行，可追加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以其所继承的遗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案件已结的，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其所取得遗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5.其他赔偿主体。《解释》第86条规定了五项赔偿义务主体，第（五）项是对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之外的概括，实际上是一种兜底式的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他单位和个人与被告人之间应存在着某种的特殊关系，才使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如雇用、监护、代理、隶属关系等。被告人受雇于其他单位和个人而执行任务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雇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为单位履行职务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履行被代理人任务时所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外，要明确认识到：1.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2.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8。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问题，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但《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的追诉期限分为5年、10年、15年、20年等，而《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6条规定了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从而可见，刑法与民法对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是不同的。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可能存在着冲突。对此，有人认为适用刑事诉讼追诉期计算诉讼时效，有人认为适用民事诉讼时效＆9。
笔者以为，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原则上适用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理由如下：（1）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上虽属于民事赔偿性质，但它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的，依《刑诉法》第77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不受民法时效的限制；（2）从《民诉法》第108条规定、《解释》第88条规定来看，民事案件的起诉，要求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民事的立案条件较刑事的严格，如果在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能破案，被害人不能明确地确定被告、阐述事实理由，按《解释》第88条之规定，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根据刑事优先原则，在刑事案件没有审结前，民事诉讼一般是不能审理的，假如不能延长民事的诉讼时效，那么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如果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则按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处理。
如果刑事案件已告破，侦查机关先前对案件作出撤销处理决定的，尔后并非被害人的原因而已引起的刑事追诉的，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按民法的规定处理。被害人的原因是指由于被害人自诉、申诉、控诉等行为而引起司法机关对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诉的事实。例如，甲殴打乙致轻伤害，经公安部门主持调解，甲赔偿了乙的损失，公安机关撤销此案。后经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对此案重新立案并移送起诉。此案中的被害人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应按民法的规定来处理，这是因为：（1）乙已经知道致害人是甲，乙同意公安部门主持的调解，而不再进行自诉、申诉、控诉等追诉致害人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当事人和解，请求权消灭，附带民事诉讼也随之结束；（2）公安机关经监督对此案重新移送起诉，对被告人的刑事追诉并非是被害人原因引起的，被害人乙已知权利被侵害而在民法规定的时效诉讼内不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说明乙放弃了实体权利的请求权。
四、被告人的反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是否具有反诉权问题，争论不一，有的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反诉权（称之为“否定说”），有的认为被告人应具有反诉权（称之为“肯定说”）。笔者倾向肯定说，理由是：（1）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依《解释》第100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问题、程序的处理，应按民事实体法问题、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可对原告进行反诉。由此可见，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告人对原告人进行反诉也是于法有据的；（2）《解释》第266条规定“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人民审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二审程序是一审程序的延伸，既然二审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那么在一审中也应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3）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不能因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而剥夺了民事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不能保护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4）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如不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被告人对原告人的反诉请求要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反而增加诉累，不利于诉讼程序的简化，降低诉讼效率。

注释：
＆1.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1页。
＆2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2页。
＆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02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第25页。
＆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02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第24页。
＆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