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邮政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为了保证两国间良好的邮政通信，促进两国间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发展，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之间办理函件、包裹、保价信函和保价包裹（统称邮件）的经常直接互换和经转业务。

　　第二条　各类邮件由陆路、海路或航空通过第三国进行交换。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可以利用对方的陆路、海路或航空邮路运递它发往其他国家的邮件。但只以经转一方和寄达国有互换业务关系的为限。
　　参与经转邮件的其他国家和寄达国所规定的条件应予遵守。
　　二、直封总包和散寄邮件的互换局，由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协商指定。
　　三、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应将它们可以居间经转对方邮件总包的寄达国名单相互通知。
　　四、缔约双方应以最迅速的邮路转递各类过境邮件总包。

　　第四条
　　一、直接互换的邮件应封入封固的邮袋内进行交换。
　　二、直接互换邮件的互换局可以使用对方的邮袋。空邮袋应在下一次邮班装入直封总包内迅速退回原寄互换局。

　　第五条
　　一、缔约双方的互换局指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北京；
　　　几内亚共和国方面：科纳克里。
　　二、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在必要时经协商同意后，可以变更互换局或建立其他互换局。
　　三、互换邮件的开办日期和停止日期，由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另行商定。

　　第六条
　　一、各类函件按照一般规定，应由寄件人付足邮费。
　　交寄时未付或未付足邮费的函件，应退回寄件人补足邮费后再寄。无法退回寄件人时，信函和单明信片作为欠资邮件寄发，其余函件按无着邮件处理。
　　二、经陆路、海路或航空寄递的函件和包裹的资费，由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各自订定，并相互通知。对于资费的任何变动，也应相互通知。
　　三、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和所属机构互寄的公务函件，免收邮费。在这项函件的正面左上角应注明“邮政公事”（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ＳＰＯＳＴＥＳ）或类似字样。

　　第七条　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在对方要求它提供有关邮政业务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时，应向对方提供有关情况。
　　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应将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清单和有关变更情况相互通知。

　　第八条　缔约任何一方在紧急情况下认为有必要全部或部分停止互换邮件业务时，应立即通知对方。

　　第九条　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及其互换局间往来的邮政公务函件，使用法文。双方互换局应使用国际业务通用的单式。

　　　　　　　　　　　　　　第二章　函件

　　第十条　本协定所称的函件，包括信函、单、双明信片、印刷品、盲人读物、货样和小包邮件。

　　第十一条　如寄件人要求索取回执，并在交寄时交付一项不超过四十生丁的回执费，则可以互换附有回执的函件。如寄件人在上述回执费外另付一项航空附加费，这项回执应由航空寄回。

　　第十二条
　　一、各类函件应严格限于确实由于数量不足作为总包直封寄达国或发往第三国时，才可作为散寄函件转递。
　　二、如数量合适，散寄另一邮政经转的函件，应按寄达国分别捆扎，并把每个国家的国名写在每捆的签条上。

　　第十三条　两国间互换的信函和货样，不可以装有应付关税的物品。

　　　　　　　　　　　　　　第三章　包裹

　　第十四条
　　一、互换的包裹应保持完好，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每件包裹的重量不可以超过十公斤。但如包裹内装整件的而且又是两国文化交流所需的物品，每件重量不超过二十公斤的，也可以收寄。
　　（二）１．水陆路包裹：任何一面的尺寸，不可以超过一·五０米；长度和长度以外另一方向所量得的最大横周合计不可以超过三米。
　　　２．航空包裹：长度的最大尺寸不可以超过一米，其他任何一面的最大尺寸不可以超过０·五０米；长度和长度以外另一方向所量得的最大横周合计不可以超过三米。
　　二、缔约双方不收寄下列包裹：
　　（一）加急包裹；
　　（二）快递包裹；
　　（三）代收货价包裹；
　　（四）过大包裹；
　　（五）脆弱包裹；
　　（六）由寄件人预付投递时所需费用的包裹。

　　第十五条
　　一、包裹的资费应在交寄时全部付清。
　　二、包裹的资费应同参加陆路、海路或航空运输包裹的各邮政所应收的费用总数相等。
　　三、缔约双方直接互换的包裹每一方应得的每件包裹的终端费，订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一公斤和一公斤以下　　　　　一·００金法郎
　　一公斤以上到三公斤　　　　　一·七五金法郎
　　三公斤以上到五公斤　　　　　二·五０金法郎
　　五公斤以上到十公斤　　　　　四·五０金法郎
　　十公斤以上到十五公斤　　　　六·五０金法郎
　　十五公斤以上到二十公斤　　　八·五０金法郎

　　几内亚共和国方面：

　　一公斤和一公斤以下　　　　　　　　一·一五金法郎
　　一公斤以上到三公斤　　　　　　　　一·四五金法郎
　　三公斤以上到五公斤　　　　　　　　一·七五金法郎
　　五公斤以上到十公斤　　　　　　　　三·二五金法郎
　　十公斤以上到十五公斤　　　　　　　五·００金法郎
　　十五公斤以上到二十公斤　　　　　　七·００金法郎

　　四、过境包裹每一方应得的包裹陆路转运费，订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封袋和散寄包裹都同本条第三款所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应得的终端费相同。
　　几内亚共和国方面：
　　封袋包裹按毛重计算，每公斤０·一三金法郎；
　　散寄包裹每件

　　一公斤和一公斤以下　　　　　　　　０·四０金法郎
　　一公斤以上到三公斤　　　　　　　　０·五０金法郎
　　三公斤以上到五公斤　　　　　　　　０·六０金法郎
　　五公斤以上到十公斤　　　　　　　　一·三０金法郎
　　十公斤以上到十五公斤　　　　　　　一·九０金法郎
　　十五公斤以上到二十公斤　　　　　　二·五０金法郎

　　五、包裹的海路和航空运费由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各自订定，并相互通知。
　　六、上述包裹终端费、陆路转运费、海路和航空运费，如有变更时，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应及时相互通知。

　　第十六条　缔约双方可以对包裹收取下列额外资费：
　　（一）验关手续费；
　　（二）投递费；
　　（三）回执费；
　　（四）无法投递通知单费；
　　（五）寄达通知单费；
　　（六）保管费；
　　（七）重封费；
　　（八）查询费；
　　（九）撤回或更改地址申请费。

　　第十七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注销退回原寄国的、改寄到第三国的以及遗失、被窃、损坏或放弃的包裹的关税。

　　第十八条
　　一、缔约双方直接互换的包裹，如因故无法投递或无法改寄，而寄件人在交寄时又未要求立即退回，应自收到包裹之日起保管两个月。期满后，将包裹退回寄件人。
　　二、如寄件人在发递单背面注明要求在包裹无法投递时通知他本人，包裹接收部门应用挂号向原寄局缮发无法投递通知单。自发出通知单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接到答复，即将包裹退回原寄局。

　　第十九条
　　一、每件包裹应随附发递单一张和报税单三张。
　　二、包裹发递单和报税单应用法文或英文书写，可以逐行附译或不附译中文。
　　三、供公众使用的单式，如未用指定的文字印制，可以逐行附译指定的文字。
　　四、寄件人可在发递单背面和包裹本身上注明包裹无法投递时所适用的处理办法。

　　第二十条　包裹的详情应逐件登列在包裹清单上。包裹清单应按每一互换局编列年度的顺序号码。

　　第二十一条　如缔约一方的邮局误收了装有任何禁寄物品的包裹，被发现后，可按其本国法令处理。

　　　　　　　　　　第四章　保价信函和保价包裹

　　第二十二条
　　一、缔约双方可以互换保价数额不超过一千金法郎的保价信函和保价包裹。
　　二、保价信函内可以装寄应付关税的物品。
　　三、保价数额不可以超过邮件内装物品的实际价值，但可只申报一部分价值。
　　　　　　　　　　　　　第五章　航空函件

　　第二十三条　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应将运输对方函件的国内航空线和航线到达地点相互通知。如有变更，也应相互通知。

　　第二十四条
　　一、航空函件总包的运费，按照毛重计算。但必要时，混合袋的袋身重量不需计算。
　　二、散寄的过境航空函件的运费，按照净重计算。在这种情况下，运费总数应另增加百分之五。
　　三、航空函件总包的运费应由总包的原寄国邮政负担。
　　航空函件总包的运费对同一航程应该划一。

　　　　　　　　　　　　　　第六章　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一、除按照一般习惯免除责任的以外，缔约双方对挂号函件的遗失以及对保价信函、普通包裹和保价包裹的遗失、被窃或损坏，应负补偿责任。
　　二、遗失挂号函件的补偿金，每件为二十五金法郎。
　　三、包裹的遗失、被窃或损坏的补偿金，原则上应同所损失的数目相等，但不可以超过以下标准：

　　一公斤和一公斤以下　　　　　　　　十金法郎
　　一公斤以上到三公斤　　　　　　　　十五金法郎
　　三公斤以上到五公斤　　　　　　　　二十五金法郎
　　五公斤以上到十公斤　　　　　　　　四十金法郎
　　十公斤以上到十五公斤　　　　　　　五十五金法郎
　　十五公斤以上到二十公斤　　　　　　七十金法郎

　　四、保价信函和保价包裹的遗失、被窃或损坏的补偿金，应同所损失的实际数目相等，但不可以超过保价的金法郎数额。
　　五、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所规定的补偿金，应按同类货物的市价折合金法郎计算或按这种货物的普通价格计算。
　　由于保价信函、普通包裹和保价包裹发生遗失或其内件全部损坏或被窃，除保价费外，寄件人有权收回原付的邮费和资费。

　　第二十六条
　　一、本协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补偿金，应由对遗失、被窃或损坏负有责任的邮政负担。
　　但如在运输途中发生遗失、被窃或损坏，不能确定发生在那一国家境内，应由有关邮政平均分担补偿责任。
　　二、补偿金应尽速付给，至迟自申请查询的次日起六个月内付给。
　　三、如缔约一方的邮政代造成事故的一方邮政垫付补偿金，应负责任的邮政应从通知付给寄件人补偿金之日起四个月内，将垫付的补偿金归还原寄邮政。

　　　　　　　　　　　　　第七章　结算账目

　　第二十七条　缔约双方间邮政业务账目的结算，应用等于一百生丁的金法郎为货币单位。它的重量为三十一分之十克，所含纯金成分为０·九００。

　　第二十八条　邮政业务账单应按季编造，并应相互核对和签认。双方账目抵消后的净差额，按两国间的支付协定进行清算，由付款方按上述金法郎含金量和几内亚法郎含金量的对比，折算成几内亚法郎，经本国银行汇付收款方。

　　　　　　　　　　　　　第八章　最后规定

　　第二十九条　执行本协定遇有问题时，可以由缔约双方邮电主管机关用通信方式协商解决。

　　第三十条　本协定可以经缔约双方协商同意后，加以修改或补充。

　　第三十一条　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缔约任何一方如愿停止履行本协定，可以用书面通知对方。本协定在上述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
　　　　邮　电　部　部　长　　　　　　　　　邮　电　部　部　长
　　　　　　（签字）　　　　　　　　　　　　　　　（签字）
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