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修正）
广东省政府


（1993年7月21日以粤府〔1993〕106号文发布 根据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东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细则〉等50项规章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或登记户籍，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
（一）现居住地不是其户籍所在地的；
（二）有生育能力的。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应当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由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责：
（一）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查验婚育证明；
（三）检查育龄人员的计划生育情况；
（四）检查督促节育措施的落实，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
（五）建立育龄流动人员的计划生育档案；
（六）统计落实节育措施变动情况，记录流动人员生育情况并向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责：
（一）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督促育龄人员落实节育措施并与其建立联系制度；
（三）为育龄人员出具有关计划生育证明，并向有关单位提供情况；
（四）登记外出育龄人员的生育、节育情况。
第五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公安、工商、劳动、卫生、交通、建设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配合计划生育部门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从收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和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财政解决。
第七条 流动人口的节育手术费，有用工单位或雇主的，由用工单位或雇主负责；无用工单位和雇主的，由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中统筹解决。
第八条 流动人口的生育申请，由其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凭批准生育证明可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
第九条 育龄流动人员须持有户籍所在地县（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广东户籍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由省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翻印。
发证部门按省有关规定向领证者收回工本费。
第十条 对未按规定落实节育措施，或违反计划生育拒交计划外生育费及罚款的流动人员，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出具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劳动部门不予办理外出劳务手续，待其落实节育措施或缴款后方予办理。
第十一条 育龄流动人员到达现居住地15日内，应向当地乡镇或街道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交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按当地有关规定定期接受查验。
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后，对合格者应登记建档并在证明上盖章。
第十二条 未按规定交验婚育证明或经查验证明不合格的育龄流动人员，有关部门、单位和业主不予办理暂住证、车辆驾驶执照、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不得让其购买或租借房屋，承包或租赁经营；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房屋业主和流动人员组织的建筑包工队
、种养队等不得招用或容留。
第十三条 单位、业主与流动人员签订承包、租赁合同或劳动合同时，应把计划生育列为合同主要内容之一。流动人员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单位和业主应按规定中止或解除合同。
第十四条 本省户籍流动人员的独生子女优待证由独生子女父母所在单位办理；无单位的由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独生子女保健费及对其父母的奖励，有用工单位或雇主的，由用工单位、雇主负责；无用工单位和雇主的，由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按有关规定统筹解决。
第十五条 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不完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任务的单位和业主，由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当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无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或愈期不交验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员，处以100元罚款，并责令限期交验证明；
（二）违反本《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用工单位和业主，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招用、容留1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再次违反的，有关主管部门应责令其停工、停业检查；
（三）育龄流动人员虚报瞒报节育生育情况或骗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四）单位和个人藏匿违反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员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五）办证人员给流动人口出具假婚育证明的，处以3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伪造、变造、盗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治安拘留或实行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拒不落实节育措施、拒交计划外生育费或罚款的流动人员，公安部门可暂扣其暂住证、车辆驾驶执照；工商部门可暂扣其营业执照；劳动部门或暂扣其务工许可证；有关单位、业主可辞聘解雇、停止承包或租赁合同，收回出租房屋、土地和住宿场所等。暂扣的证件待当事人
落实节育措施或缴款后发还。
第十九条 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当地征收标准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如户籍所在地征收标准高于现居住地的，按户籍所在地征收标准执行。
第二十条 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如不当场执罚事后难以处理的，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可予以当场处罚。
当场处罚应有2名以上计划生育公务人员在场，并出示有效证件和开具统一票据。
第二十一条 流动人口在一地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已受到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处理。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按《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3年8月1日起施行。1987年7月1日颁布的《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3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3号发布 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
三十八、关于《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修改决定
《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省政府1993年7月21日以粤府〔1993〕106号文发布）作如下修改：
1．第十六条第（一）项修改为：“无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或愈期不交验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员，处以100元罚款，并责令限期交验证明；”其他内容不变。
2．第十七条修改为：“伪造、变造、盗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治安拘留或实行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1993年7月21日
从刑事立案到判决剖析我国刑事现状

余金龙


　　刑法是一部定罪及刑罚的法律，自古以来，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由于各国国情和历史不同，刑法在诸国法律体系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诸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名轻刑。而我国在对待民事。刑事立法上，更侧重于刑法。不可否认，这是国情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刑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排除刑法本事作为一部强制法在我国占据主导所依赖的制度因素。下面将从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判决几个程序中剖析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重刑轻民，因为民事案件往往只是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刑事案件往往会损害统治者所建立的统治秩序。所以大量的司法资源会被配置到刑事领域，这也正是大量民事已判案件久久得不到执行的原因。有大量为我国民事案件得不到公正，有效，及时的执行而奔走呼号的志士，却少有为刑事执行的呐喊的。呐喊也只是审判不力，判决不公。一旦案件一锤定音，那执行就如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司法资源的调度折射出我国“大公无私”的司法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国家”司法价值观大相径庭

　　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到犯罪分子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判决。这也是一起刑事案所必经程序。只要一起案件启动了刑事立案程序，那么必定损害了国家所保护的法益。于公，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国家强制法，打乱了国家所建立的对自身统治地位有利的统治秩序。于私，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刑法似乎为了惩罚而惩罚，尽是于公，少有于私。这也是我国不允许当事人搞诉辩交易在司法领域中刑事案的适用。因为诉辩交易制度是被侵犯权利和侵犯人私下了断，无需公权力介入。我国不允许这种置公权力于一旁的制度存在。刑事立案就是国家代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责，忽视了被害人对主体地位。结果往往是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国家借惩罚犯罪达到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而被害人的利益和那晃动的枷锁乃至几声正义的枪声一统归于消灭。国家公诉人和自诉人在一起刑事案中所受到的损害孰轻孰重，自可知之。而罪犯只给国际制度构建损害买了单。

　　刑事侦查在我国诟病也不少，也曾受到国内和国外的指责。刑事侦查指公检法利用公权力资源对刑事案证据进行搜集，供起诉被告采用。往往在调查取证阶段，做出了有损司法公正的行为。“非法取证”在我国刑事领域一直是热议话题，公检法机关为了能搜集对案件有利的证据，采取刑讯逼供乃至违法法律不人道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人员眼中就是罪犯，从有罪推定出发，为了使其招供犯罪事实，采取暴力行为对其身体精神进行折磨。严重践踏人权，损害了国家机关人员的形象。

　　我国在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上，也着实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年来，我国先后完善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在嫌疑犯收押后会见当事人。第一次询问时可以在场旁听。为了防止公安人员讯问疑犯动用刑讯逼供，各地在讯问室安装了监视器。监察办案人员有无违反行为。但这一切往往到了下面就变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接到当事人委托后，会见竟被公检机关无理拒绝。更有甚者，有机关人员说律师法是一部行业法，对国家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律，造就我国法律效力倒置的怪状。采用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人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呢，宪法没有法律地位高，法律没有地方法规高，地方法规没有上面宏图文件高，上头文件没有领导批示高。当律师会见遭拒斥责的原因是“上面没有批示”另外安装监视器效果更是不值一提，既然制度缺失，器物也只是流于形式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一定要本着一丝不苟，严密不怠的原则。由于我国科技因素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从犯罪嫌疑人口头中追定事实原委。因为行为人坦诚才是最好的证据。这些证据大量存在着瑕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宽和严之间就是一个杀威棒。警察只关注自己的讯问成果，不关注嫌疑犯的承受能力。此为，有些动用嫌疑犯做诱饵，引诱其他未被逮普的同犯再次犯罪。国外称之为“二次犯罪”公安机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用嫌疑犯上演虚拟犯罪，然后重拳出击，一网打尽。种种利用非法手段，用经济学家的效益说则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证据，采取着见实效的方法，采用逼供，引诱，不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搞到第一手证据。所谓投入小，产出大。用政治学家的制度说则是：公安机关只考察办案人员的逮铺率，取证能力。以此作为考核标准，一整套行政化管理，以领导批示为核心，置法于不顾。上头一个“命案必破”的指示，所以警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当然这种命案必破，犯罪必究的决心也可以为社会潜在的犯罪敲响了警钟。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容忍静静的发现真相吗？这种行政力量与法治力量的较量，还会在中国这片法制土地激烈上演。

　　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在于它还原事实，呈现真相。用这种非法采集的证据将人置于犯罪角色，可靠吗？公正吗?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往往办案方向从无罪方向推定。而我国由于历史技术原因，不能做到如此，只能从嫌疑犯主观动机推定犯罪可能。有了警方第一手证据材料及卷宗资料，检察院一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被告。也就是说被告面临的强大的公权力。被告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兴许公诉人以被告“无理狡辩”为由，使之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就如某地法院判决了二个性质相同的贪污案。第一个案件贪污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由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该判死缓。而另一件贪污金额才二百万，只因被告在庭上翻供，拒不认罪，被判了死刑。。认罪态度似乎就是定罪量刑的至关因素，其实无疑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暂且不论外国的对抗式审判，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法庭引人对抗式审判也不一定适用。但考虑是否将被告的积极辩护当作认罪态度，从而以此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

　　由于被告与公诉人地位不同，所以信息资源及不对称。在法庭上，被告要承受公诉人强大的追诉，面对法官纠问式审判。被告的证人往往出庭率极低。一则是法院不会积极协助交叉式询问成为泡影；二则是面对公权力权威，不禁胆战心寒，心理防线会崩溃。法庭上只有公诉人“义正言辞”，不准被告“强词夺理”。也有人建议在中国刑事庭上引进外国的沉默权来对抗法庭询问，避免被告因此受到审判压迫。但这一制度毕竟是“舶来品”，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一旦引进沉默权，被告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那么他将会一直面对公诉人大量笔录和资源卷宗，视同默认。

　　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被告处于弱势地位，将无法达到和公诉人一样的取证条件，也只能充当质证角色。根据司法程序正当原则，检方非法得来的或来源不明的证据一律排除法庭之外。而法院往往不经过严格审查就使用这些有争议有瑕疵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警察违法而放纵犯罪。我们不仅要实体公正还要程序公正。就如古代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钦差大臣可以凭此剑，对嫌疑犯可以不经审批之间就地正法。难道它真的正义吗？这也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个辛普森的原因了。

　　经过检方强势主导审批后，到了法庭宣判了，这也是实体正义的体现，也是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刻了，但结果往往预料中。每一次庄严的宣判都是对被告的垂直打击。判决结果不外乎二中结果：支持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公诉请求稍微变动。极少时完全推翻公诉人的宣告无罪。就算第一审冒天下之不韪，宣告无罪，公诉人也会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定要审它个“莫须有”来。在国家刑事案中，去年全国共判决20万件刑事案，完全判决无罪的只有8000件。推翻率只有千分之三，这也是司法领域的怪状。

　　当然也有小心谨慎的法院为了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明了，对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能认定的案件反复审理，一审挪二审，中院挪高院，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审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对被告的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既然没有认定事实，就应该将被告释放，但仍将之超期关押，使得被告做无罪做有罪的人，有罪做无罪的处。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司法的终结性难道就是对被告的人身自由的终结吗，不否认审理案件关乎被告核心利益，一定要慎重处之，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将一件案反复炒冷饭，不顾及被告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是用来虚耗。就算是正义最终降临，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一件案子的宣判 不仅要有法律价值，而且兼顾到社会价值。这就是要求法官理性对待司法公正和所谓的社会公正。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就一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应，乃至当地的政府机关的关注。此时，来自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往往不自觉的威胁到司法独立。比如张金柱撞人案，由于张金柱身为警务人员，酗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受害家属当众喊冤。打出了“诛杀张金柱，主持公道”的横幅。此事也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关注。于是来自社会民间力量，舆论力量，行政力量纷纷干扰法院，要求严惩被告。面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号，法官能理性的公正的判决吗？这几拨力量中，民间及舆论完全受道德伦理的支配，行政力量出于会引起民愤，造成群众性集体事件，纷纷置国法于不顾向法院施加压力。这也说明我国司法独立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案件的判决书也确实不那么尽人意。有点地方法院制作案件判决书时不以案论案，不阐明判决结果从何而来。最常见的对判决结果的来源只用“由于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一笔带过。着实让人疑云重重。就算案件判的再公也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司法公开性强调要展现公正，还要展现正义如何而来。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从立案到判决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改革构建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出，如果不慎重待之，务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早已是不争得事实。为什么到现在司法体制改革难见成效，社会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改革有所保留还是现行体制不合时宜了

　　我们在贬内褒外的同时，是不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体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从什么方面寻找突破口，革除哪些弊端。不可否认，外国司法体制很完善，但那时历经白年的不断完善，才能成就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不能拔苗助长，要以国情为基准，循序渐进。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如将各地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支付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从而地方法院才能真正独立，脱离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实现独立才有了制度保障。另外，也有从程序和证据制度打开缺口。比如：严格证据准用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实而设计的，然而执行在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在所难免。

　　一套制度如果屡遭诟病，只能说明它早已不合时宜了，到了功成身退的历史时刻了。改革司法体制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了。司法不公，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司法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固若金汤，正义就不能实现。

作者 余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