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法理学面临的双重历史性任务

2000年11月5日 10:26 政治与法律 1996.5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以及法理学工作者面临着双重的历史性任务：一是科学地总结过去；二是妥善地规划未来，而若从现在开始，还包括思考和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问题。这两大历史任务紧密联系、有机衔接。

为了科学地总结过去，就必须站在世纪交接的历史性高度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概括总结，冷静地审视中国法理学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展露其矛盾运动变化轨迹，务必求真求实，努力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恰当地估价成绩和问题，科学地总结出它的经验和教训，以作为往后发展的理论准备和储备。

为此，我认为，可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期来进行总结。

近期，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法理学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这是重点。因为在这个时期中，中国法理学冲破了“左”的束缚，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整个法学发展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其功绩昭著，同时也在矛盾斗争中倔强发展和逐渐趋向成熟，不断完善其自身。在这个时期中，法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树立法律权威，实践法学重心及价值功能的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建立和深化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其矛盾运动的轨迹是寻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实践，科学性和实践性，深度和广度，纵向和横向，以及批评与建设，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并为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法理学的改革、创新及理论法学学科体系和法学方法论建设作出了贡献。为２１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条件和斗争经验。

中期，即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中我国法学基本理论曲折发展的风雨历程，这可重在反思。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理论逐步实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中国法理学无论在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体系和结构上都曾受到“左”的影响，使前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法理学的主导理论，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这个时期法学理论以及法律实践所围绕的中心。这种“左”的影响和痕迹，乃至现在也并未完全消除并时而有所冒头，成为影响中国法学和法理学健康发展的顽疾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远期，是总结从本世纪初即清末的“改制”、“立宪”以来，经过民国的“宪政”、“法制”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中，西方法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中国逐渐传播和艰难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这还尚待探索。因为这个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法学思想以及国民党维护旧法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学思想，这成为旧中国专制统治的一种思想支柱。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理论的传入，事实上也促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何况此时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根据地政权）局部实现，也很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研究和进行科学阐述。

如何妥善地规划未来以及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则是更为紧迫而光荣的任务。在此仅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以期能引起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 我认为，考虑“九五”期间以及２１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需要把握以下一些思路。

一、社会转型对法理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处于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转向适度分权和合理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从主要靠政策和行政手段转向以宪法至尊、法律至尚、民权至重的社会主义法治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总揽一切的政治国家中分离出了市民社会，出现了多元的经济主体、利益格局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中迈出了巨大步伐。这一社会转型即从本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并正在经历着的深刻变革。这一转型期至今远未结束并将延伸到２１世纪前期。与此相呼应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转向多极多元的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综合国力竞争和加强国际联系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新格局。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严峻考验后正在重新调整和集聚其生命力。

这一切均给法理学的发展以深远影响和巨大的推动，要求面临世纪之交和跨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和法理学工作者应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积极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奋发努力，大胆探索和开拓，以实现和完成法理学的转型。具体而言：

１．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理学为战略目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对法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深化、发展、更新及完善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从而为我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作出重大努力和贡献，彻底摆脱“注释法学”、法学“幼稚”、“落后”的状态，使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屹立于学术之林，为中国完成社会变革、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提供优异的法学智慧。

２．进一步实现法学重心以及法的价值功能的转换和转移，使法律从阶级斗争、政治统治的得力工具转变为组织经济建设和调整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从强调义务转变为也重视权利，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从重禁止、限制、束缚、制裁转变为重促进、引导、教育、预测，从公法一统转变为私法亦优位，从单纯地突出阶级性转变为重视法的社会性、民主性、文明性、科学性，从着眼于变革、巩固和发展生产关系转变为促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对政治及经济领域的调整扩展到对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调整。

３．法理学的转型、更新以及变革都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其以往发展状态基础上的一种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因此法理学发展中已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和难题都将继续展现，而“九五”期间和２１世纪前期法理学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所以，法理学的转型也必然会在正确处理批评与建设、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趋向等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

二、走向实践——法理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实践永远是推动法理学发展的动力，法理学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就寓于它的实践性之中，即只有在正确地回答、概括和总结现实生活及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法理学才能完善自身。因此，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当然不会对下列重大问题袖手旁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关系，以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廉政步伐，实现“一国两制”，实施科教兴国，加强国际竞争的实力和加速各种相关体制的国际接轨等。只有积极走向实践、深入实践，以努力增强其实践性，法理学才能为处于伟大变革和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各部门法学的发展、繁荣及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充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依据，也才能增强法学的参与性和理论地位，使法学能象经济学一样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决策和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增强科学性——法理学急需完善自身

走向实践、增强实践性，不等于搞实用主义，机械地追随形势的发展，甚至盲目地充当政治的工具；也不等于把实践中的问题简单地翻译成法学的概念或用语。而需通过理性的提炼、加工、改造、制作，使之上升为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具有可证性（经过证伪）和不矛盾性。以便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和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性，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若从这种意义上说来，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又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精华，并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法理学理论还并未形成。我国法理学从理论和方法到体系和结构，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思维习惯和方式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以往时代的痕迹和烙印。例如，关于法学应实现现代化和努力学习国际经验，以摆脱其落后和封闭状态这一关系到我国法学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法应该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必须具有科学性这一现代法的基本要求；以及不仅应从生产关系，而且应深入到生产力即从经济发展的根源性来更深入地认识法产生、发展的规律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特征；并应重视对法进行利益分析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求实、求真，就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而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并转化成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只有坚持与增强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才能不断完善其自身，保持其理论锐气而与时代精神相合拍。

四、法治论——经久而常新的重大理论课题

社会主义法治论应该是我国法理学中最富有生气的一种核心理论，它经久而常新，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对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包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各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创设和优化等理论课题，堪称是一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焦点在于树立和增强法律的权威，其难点是法的实现。由于转型期中制度和体制建设的复杂性和滞后性，法制的不健全和人治习惯势力的顽固，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未得到有效的抑制，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扩散和侵入执法、司法领域，使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法律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权对法的抗衡、钱对法的引诱、情对法的消融，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阻力。而法律效果不佳，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法律的有效实施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已成为顺利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这些都需要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高度来妥善地予以解决。

五、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法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趋势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整个法制发展和法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制和法学。在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的旗帜下，可以调动和汇聚法制和法学发展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可以很好地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展望未来，也可以纵览横析中外以取其精要。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的过程，它们由社会变革所引起，同社会变革相伴而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以法学现代化为理论指导，法学现代化以法制现代化为依托和载体，法学现代化所带来的直接社会效果就是法制的现代化。

法学现代化包括应具有现代化的观念、形成现代化的理论，构建现代化的结构和体系、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等，而且现代化进程将涵盖法学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对整个法学发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改造和推进作用，进而带动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

交通部


上海航运交易所管理规定
1996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上海航运交易所的管理，维护航运交易秩序，促进水路货物运输业的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上海航运交易所（以下简称航运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航运业务提供交易场所、设施、信息的事业法人。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依照本规定对航运交易所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航运交易所应当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和便利的交易条件，保证航运交易的正常进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航运交易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
第六条 理事会是航运交易所的权力机构。
理事会由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至二人和理事五至七人组成，总人数为单数。理事会应当有二至三名会员理事。
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共同任命。理事由理事长提名，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航运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二）审议航运交易所的工作计划和工程报告；
（三）决定、处理航运交易所运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聘任、解聘航运交易所总裁、副总裁；
（五）决定取消会员资格。
第八条 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召集；理事长因故不能召集会议时，由其指定的副理事长代为召集。
理事会会议的决议必须经理事会2／3以上成员表决同意。
第九条 航运交易所设总裁一人、副总裁若干人。
总裁由理事长从理事中提名，理事会聘任。副总裁由总裁提名，理事会聘任。
总裁是航运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主持航运交易所的日常工作，对理事会负责。

第三章 会 员
第十条 取得会员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经营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船舶代理业务和港口业务的企业及其他有关企业；
（二）遵守航运交易所章程；
（三）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外国企业申请取得会员资格的条件，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申请取得会员资格，应当经航运交易所审查批准，并按照航运交易所章程办理入会手续。
会员退会，应当按照航运交易所章程办理退会手续。
第十二条 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临时会员。
会员资格期限三个月以上的为正式会员，会员资格期限不超过三个月的为临时会员。
第十三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航运交易所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二）推荐会员理事和被推荐为会员理事；
（三）在场内进行交易；
（四）使用航运交易所提供的设施。
（五）获取航运交易所提供的信息。
前款第（二）项规定不适用于临时会员。
第十四条 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航运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
（二）按时缴纳会费；
（三）如实向航运交易所提供本企业与航运交易有关的价格及其他信息；
（四）不得向新闻媒介及公众泄露或者传播从航运交易所获取的航运信息；
（五）在航运交易中接受航运交易所的管理和监督。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信息，不包括会员的商业秘密。
第十五条 会员可以通过会员会议对航运交易所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经2／3以上的会员提议，可以召开会员会议。
第十六条 会员在航运交易所内从事交易的人员为出市代表，出市代表须经航运交易所培训。

第四章 交易管理
第十七条 航运交易所的交易范围：
（一）水路货物运输；
（二）港口业务；
（三）船舶租赁；
（四）船舶买卖；
（五）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允许进场交易的其他航运业务。
第十八条 会员的出市代表，只能代表本企业进行交易；但是，从事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船舶代理业务的会员除外。
第十九条 非会员企业可以委托从事水路货物运输代理或者船舶代理业务的会员代表本企业进场交易。
第二十条 会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者利用从航运交易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场外交易；
（二）制造或者散布虚假信息或者以其他手段扰乱交易秩序；
（三）超越经营范围交易；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以竞价方式进行交易和以协商方式进行船舶买卖交易的，交易双方应当向航运交易所提供信用保证。
第二十二条 从事国际班轮运输的会员应当将本企业的运价报航运交易所备案。
第二十三条 交易双方成交后，应当向航运交易所缴纳手续费。
手续费的标准由航运交易所提出方案，报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物价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航运交易所内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自主决定。
航运交易所可以制定交易指导价格；在交易价格暴涨或者暴跌时，航运交易所可以限定最高价或者最低价，必要时可以宣布暂停交易。
第二十五条 航运交易所应当及时、准确地向会员发布航运交易信息。
第二十六条 航运交易所工作人员应当廉洁自律、奉公守法，不得以任何方式从航运交易所会员或者其他有关单位获取利益，不得泄露内幕信息。
第二十七条 因突发事件导致航运交易所停市时，理事会应当及时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会员和出市代表违反本规定、航运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的，航运交易所有权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视情节给予警告、暂停进场交易或者取消会员资格的处理。

第五章 争议处理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者申请航运交易所调解，也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条 会员有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一）、（二）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会员有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三）、（四）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将运价报备案或者不执行报备案的运价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警告、责令停开航线，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航运交易所违反本规定，接收不符合会员条件的企业入会的，随意开除会员的，或者明知会员超经营范围从事交易而不予制止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航运交易所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擅自扩大交易范围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航运交易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停市时不报告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航运交易所违反本规定，给会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