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债权人是否同意了债务转移

案情:

1996年1月9日，李某与中国建设银行某支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签订借款合同，由李某向该银行借款5万元，借期为一年。借款到期后该行多次向李某催收，李某以该款是替朋友史某所借为由拒不偿还，史某则表示李某所借5万元由其偿还。该行信贷部工作人员在多次催收未果的情况下，为了中断该债权的诉讼实效，应李某的要求，在银行的办公室为史某起草了一份声明，声明内容为：“1996年1月9日李某在贵行贷款5万元，实属本人所贷，其贷款本息全部由我负责归还。”史某在声明上签了字，当时信贷部主任也在场。该行信贷部保留了该声明。之后，李某、史某均未履行还款义务。为此，该行以债务转移未经法定代表人的同意、也未加盖银行的公章为由，仍以李某为借款人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还借款本息。

本案在审理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债务未发生转移，李某应承担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
理由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法人对外进行一切职务活动，而其他工作人员只有在法人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代表法人。本案由银行工作人员执笔写了一份由史某偿还债务的声明，但最后仅仅有史某的签名，没有加盖银行单位的公章，也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名认可，而银行工作人员执笔声明的行为没有经过法人的授权，不代表法人的意思。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银行未认可李某与史某间的债务转移，该转移行为应属无效，李某仍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此外，李某与史某之间的债务转移行为可视为其内部的关系，史某可以代李某承担还款的责任，但这只是实际的债务承担，也不能排除李某的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债务已发生转移，史某应承担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
理由是：法人的对外职务活动是通过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进行的，法定代表人可直接代表法人进行职务活动，其他工作人员在法人授权情况下可代表法人进行职务活动，本案的关键是看银行工作人员执笔债务转移的声明及保留该声明是否属于法人的授权范围的职务活动。第一，本案李某是与银行所属的信贷部签订的借款合同并由信贷部向李某发放的贷款，即银行已授权信贷部代表银行发放贷款，为此，银行催收贷款以及执笔声明和保留声明的行为李某完全可凭其方式与借款的方式相同的理由而相信是经过银行的授权的职务行为。第二，银行工作人员执笔债务转移声明，而且是在银行的办公场所，在行为之前银行工作人员完全可以由法定代表人决定是否作出该行为，假如确实不属授权的职务范围，银行工作人员可以拒绝该行为，而不能以行为之后没有经过授权而否认其效力。第三，银行一直保留该份声明而未作出任何异议，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从上述分析可看出，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其执笔债务转移声明及保留该声明的行为可视为银行同意债务转移，为此可确认李某与史某间的债务转移经过了债权人银行方的同意，转移行为有效，本案债务应由史某承担。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对铁路法院适用罚金刑的研究与探讨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刑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刑罚的轻缓化，而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发挥中心刑的作用是达到刑罚轻缓化的重要途径。随着现代刑罚由自由刑为中心向财产刑、资格刑为中心的逐步变革与进步，罚金刑日益受到各国立法者与司法界的重视，也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铁路法院主要是审理列车运行中及铁路沿线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由于铁路法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盗窃、抢劫、诈骗等需要判处罚金刑的贪利性犯罪在其所审理的案件总量中占到了一半以上。罚金刑的适用自然也就引起铁路法院法官们更多的关注。能否真正领会新刑法在罚金刑方面的变化，将“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达到刑罚轻缓化的目的”这一新的司法理念运用到现实的审判工作中，对每一名铁路法院的法官来说都至关重要。笔者作为铁路法院的一名刑事审判的工作人员，针对审判实践中罚金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将结合铁路刑事案件的特点，对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罚金刑的判罚标准等进行分析并寻求对策，以期对罚金刑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一、铁路法院适用罚金刑的范围：多为直接侵财类贪利性犯罪
我国1997年刑法典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在罚金刑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分则规定的罚金刑条文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规定有罚金刑的罪名数量由79年的20个增加到165个。尽管罚金刑的罪名增多了，范围扩大了，但是罚金刑适用的对象依然主要是贪利性犯罪。贪利性犯罪是以犯罪人的犯罪动机为标准所作的一种犯罪分类，它是指犯罪人为追求金钱、财产以及其他物质利益而实施的各种犯罪。台湾学者林山田将贪利性犯罪称为经济犯，认为“大多数经济犯都是惟利是图者”。[1]根据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可以将贪利性犯罪分为三大类：（一）直接侵害财产权的贪利性犯罪，例如盗窃、抢劫、抢夺、诈骗、侵占等，这种类型犯罪是社会较常见和多发的，也是铁路法院受理最多的案件类型。长铁法院2002和2003年共审理案件196件，其中直接侵财的案件就有158件，占案件总量的81 % ；（二）直接侵犯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国防利益”、“贪污贿赂”等，其中“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也是长铁法院涉及较多的一种犯罪类型。在2002和2003年受理的案件中有31件涉及到“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这一罪名；（三）直接侵害人身权的贪利性犯罪，这一类案件铁路法院涉及较少，2002和2003年两年中只受理了1件“拐卖儿童”的案件。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铁路法院所审理案件主要集中在直接侵财的贪利性犯罪，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也主要是盗窃、抢劫、抢夺这几类犯罪。
二、铁路法院对罚金刑的主要适用方式：追求社会效果，对有酌轻情节的犯罪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我国罚金刑适用方式以必并科为主，以得并科与选科相组合的复合制为附，没有单科制罚金。我国这种以必并科为主的罚金刑适用方式是由我国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属于附加刑的地位决定的，更是以贪利性犯罪为主的罚金刑适用范围所直接决定的。1997年新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四种适用情形：①选处罚金；②单处罚金；③并处罚金；④并处或单处罚金。面对大量需要审理的贪利性犯罪案件，如何将罚金刑与自由刑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所带来的弊端，一直是铁路法院法官们努力的方向。不论任何一种方式，长铁法院法官们在适用罚金刑时更多考虑的是惩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对应判处管制、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不但可以不使其失学失教，更可以避免在监狱或少管所中的交叉感染，同时也达到了惩罚和警戒的目的；对于家中有老人、儿童无人抚养照料或其身患疾病的犯罪分子，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既有利于对老人的赡养和儿童的抚养，有利于其疾病的治疗，使犯罪分子感受社会的温暖而受到心灵的召唤，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也有利于减少家庭和监狱的困难；对应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偶发性犯罪，用罚金刑代替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可以避免国家监改机关人满为患，使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长铁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充分利用罚金刑来代替短期自由刑，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也并不是所有应判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都可以用罚金刑来代替，只有部分主观犯罪意识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可以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而对于那些主观犯罪意识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和累犯就不能适用罚金刑代替自由刑。
三、对于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97年的刑法对罚金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规定上限、下限的标准；二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按一定的百分比确定，即倍比处罚法；三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倍数确定；四是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罚金的数额由法官自行掌握。前三种由于有一定的标准，易于掌握，而第四种可操作性最差，但却是刑法条文中规定最多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此外，刑法总则中再无对罚金的具体规定。前三种处罚方式由于有具体的判罚标准，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但第四种没有任何标准，只能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以犯罪情节来确定，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罚金数额是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概念，而犯罪情节却常常是无法量化的，且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都有其独特的犯罪情节，其数额只能根据法官的内心判断来确定，这种内心判断，每一个法官都不会是一致的，受到其个人的生活经历、法律水平、长期的习惯及对被告人的印象的好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也就存在法官与法官之间、一个法院与另一个法院之间在判处罚金上差异较大的情况，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而在实践中，必须对罚金刑的标准进行限定，以利于实现法律的统一性。长铁法院在确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时，综合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犯罪人自身及家庭等多方面因素，以期所判罚金刑既起到惩治犯罪，又保护被告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目的。
四、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1、罚金刑数额的确定随意性较大，易在罚金的判处中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执行。立法上没有对罚金刑规定数额幅度，实际上就等于是绝对不确定的罚金刑。这势必为法官任意自由裁量提供了广泛的余地，显然不利于准确、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权。[2]陈兴良教授认为罚金刑无数额幅度，“是立法不足而导致的法律短缺”。[3]对于罚金数额的随意性，刑罚理性要求罚金刑的数额必须相对确定，具有最高和最低限制，应彻底废除无限制罚金。
2、完善罚金刑的缴纳程序，建立健全罚金刑执行制度。罚金执行问题的存在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被告人自由刑刑期已确定，缴纳罚金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要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问题，使罚金刑真正起到对犯罪人惩戒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罚金刑缴纳制度，并为犯罪人缴纳罚金创造便利的条件。如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将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一并提交人民法院，以便于人民法院做出是否适用罚金刑的裁量；采取在判决前实行罚金预先缴纳的方式，对预交的罚金在判决后“多退少补”，并将缴纳罚金作为量刑的情节；成立专门的罚金刑执行机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探讨诸如“罚金刑前移”等措施，使罚金刑真正能做到“不空罚，能惩戒”。
3、法院在判处罚金刑时应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实际履行能力，尽量使罚金刑起到它应当起到的惩罚作用，同时考虑犯罪分子自身和其家庭的情况，避免和减少“空罚现象”的发生。

注释：
[1]林山田著：《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9页。
[2]梁根林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3]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