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办法》的决定
山西省人民政府
95号

现发布《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办法〉的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山西省实施〈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扣减当年或下一年的用水指标：
（一）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二十以上拒不采取措施的；
（二）擅自拆除或停用节水工程设施的；
（三）继续生产和使用淘汰的用水设备器具的。”
二、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对生产浪费水的老式产品和淘汰产品的企业，应限期加以改造。”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实施〈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在《山西政报》上重新发布。

山西省实施《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办法

（1990年12月1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 1997年10月25日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办法〉的决定》修正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节约用水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根据国务院批准，建设部发布的《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及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城市规划区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部队的用水及居民生活和商业性用水，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节约用水的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的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制定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同时，制定节约用水发展规划和节约用水年度计划，加强节约用水的计划管理。
第五条 城市用水计划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定，并下达执行。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业综合用水定额和单项用水定额。
第六条 各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组织开展污水资源化的研究和开发。凡有污水处理厂的城市，应做好污水回用工作，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新建生活小区应同时建设中水道。已建的生活小区有条件的应推广中水道。
有关单位在利用城市中的咸水、地热、矿泉水资源时，应历行节约，实行计划用水。
第七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工程项目，应当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
节约用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应有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八条 节约用水设施应保持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或闲置，确需拆除或停用时，须征得当地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九条 自建供水设施取用地下水和地表水增加用水量的单位，须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然后按规定申请取水许可。
第十条 城市供水企业和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应当加强供水设施的维修管理，减少水的漏失率。
对发现自来水管网漏水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抢修的，供水企业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一条 居民生活用水应按户计量收费。新建住宅应当安装分户计量水表；现有住户未装分户计量水表的，应限期安装。
第十二条 城市用水实行定额管理，对超计划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在合理定额的基础上，实行累进加价收费；超计划用水不满百分之十的，超出部分按原水价的十倍收费；不满百分之二十的，按二十倍收费；不满百分之三十的，按三十倍收费；不满百分之四十的，按四十倍收费；超计
划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按五十倍收费。
第十三条 用水单位的用水设施应采用节约用水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工艺落后、用水浪费的设备和设施，须加以改造。
第十四条 生产用水设备器具的企业，必须生产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节水型用水设备和器具。
单位和个人在安装用水设备时，必须选用质量合格的节水型用水设备和器具。
第十五条 一切非生产用水的水管龙头，都应安装节水型皮钱，卫生设备应安装节水装置。
第十六条 凡有水冷却设施和清洗设施的单位，应采取一水多用的措施。拥有三十部以上汽车的单位，必须使用冲刷汽车节水枪和循环用水设备。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扣减当年或下一年的用水指标：
（一）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二十以上拒不采取措施的；
（二）擅自拆除或停用节水工程设施的；
（三）继续生产和使用淘汰的用水设备器具的。
第十八条 城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未按规定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或节约用水设施经验收不合格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限制其用水量，并责令其完善节约用水设施。
第十九条 对生产浪费水的老式产品和淘汰产品的企业，应限期加以改造。
第二十条 拒不安装生活用水分户计量水表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安装，逾期不安装的，处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罚款一律上缴财政。
第二十二条 城市规划区以外企业的节约用水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25日
对一起受贿案件被告人被当庭无罪释放的法理评析
--兼谈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疑罪从无”原则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案情]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二00三年七月十日公开开庭审理了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抗诉的段某受贿一案，当庭以证据不足驳回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维持了一审对被告人段某的无罪判决。
被告人段某系长春铁路公安处乘警大队乘警长，检察机关指控其在担任列车乘警长过程中，伙同本班乘警姜某（另案处理）明知刘某、杨某、张某等几名犯罪分子在自己值乘的列车上盗窃旅客90 000美元而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并于2000年11月17日晚，在吉林工商银行招待所810房间向刘广军等索要赃款50 000美元。被告人段某和姜某各分得25 000元，折合人民币206 750元。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段某犯受贿罪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宣告被告人段某无罪。
随后，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向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抗诉，抗诉称: （1）9万美元被盗案客观存在；被告人段某和同案犯姜某及犯罪嫌疑人刘某、张某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被告人段某值乘的列车上曾发生9万美元盗窃案这一事实。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是真实、可信的，9万美元被盗案是客观存在的，能够证实被告人段某受贿赃款来源。虽然该盗窃案件至今未经法院认定和判决，但并不影响被告人段某犯有受贿罪。（2）认定段某受贿犯罪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段某和同案犯姜某多次供述受贿犯罪事实，尤其是段某的第一次供述是在主动要求提审交代问题的情况下形成的，足见其供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此外，还有招待所住宿证明、外汇牌价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使整个证据体系形成证据链条。（3）被告人段某在庭审期间推翻原有供述，又无合理理由，是无理辩解。
沈阳铁路中级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段某受贿一案没有盗窃案的证据，没有受贿赃款的来源及去向和行贿人证实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原审被告人段某有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包庇犯罪嫌疑人，收受盗窃犯罪嫌疑人送给的美元，使其不受追诉的受贿犯罪行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段某有罪。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公诉机关的抗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这是一起由沈阳铁路运输中院二审终审的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当庭释放的受贿罪抗诉案案例。法院终审判决所依据的是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即对一切案件都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就是经常所说的“疑罪从无原则”。
本案中，控辩双方的主张对立的十分明显。针对本案中美元被盗案件的发生及段某受贿的前因、经过事实及后果，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对审核确认的证人证言等所有有罪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合议庭评议分析，最后明确得出此案存在的诸多疑点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现有证据难以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不能达到具有排他性和确定被告人有罪的确信结论。也就是证据的质尚未达到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求，证据的量不足以使认定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所以，法院依法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段某无罪。这一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精神和时代精神。
法院审理此案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精神，认真审查段某的有罪供词之真伪，认定本案存在的诸多疑问无法排除，是在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被告人段某不翻供，由于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追究其刑事责任。
“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推定，被视为确立被告人诉讼地位，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基石性原则，其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针对“疑罪从无”原则曾明确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对于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
“疑罪从无”（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当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达不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定罪标准，既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应作为对被告人有利的处理。这项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为存疑从无确立了前提；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补充侦查次数以二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确立了审查起诉阶段的存疑从无；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经法庭审理，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疑罪从无”的明确表达和最终确立。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疑罪从无”确定下来，从而为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疑罪从无”铺平了道路。
目前司法部门仍然存在“‘疑罪从无’会放纵坏人”的顾虑，使“疑罪从无”这一法律原则的贯彻远不能到位。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时候，究竟是“错放”还是“错判”，这在法律界曾引起多次争论。就个人的观点，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考虑，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社会上，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了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会放纵了真正的罪犯。所以我认为错判的危害远远大于错放的危害。放纵犯罪当然不应该，但当没有足够定罪的证据时，那只有放纵并且必须放纵。况且这样做还未必真的就是放纵，因为被指控人事实上到底有没有罪还是个疑问。即使真的因为证据的原因不得不放纵了一个罪犯，那也只是污染了水流。而当我们基于一种“正义”的冲动，忘记了“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导致了一次不公正的审判，那么其后果要比放纵一个个案的罪犯严重一千倍，因为这时我们是在污染水源！我们愿意将这种放纵看作是一种代价，一种成本，一种必要的丧失。矫枉过正有时是必要的，毕竟，我们现在正处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证据不足，涉嫌受贿的段某被法院宣告无罪，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功能，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这是我们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人民法院司法观念的进步。“在我国当前，大多数错案都不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当，而是因为认定的事实有误，这些都与证据有关。”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轻视证据是一个国家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疑罪从无”的原则还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司法公正观念，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就是首先要保护个人的权利还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的传统是为了社会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体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法律个案的公正。司法活动围绕具体个案进行，因此，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必须从一个个具体案例做起。
段某虽然被当庭释放，但此案并非完全了结，本案的9万美元盗窃案及收受贿赂的事实或许是客观存在的，法院的一纸判决是从程序上而非实体上作出的。因此，此案的落脚点是“不得确定为有罪”。因为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得确定为有罪”未必就意味着“被推定为无罪”。“不得确定为有罪”解决的只是暂时不再被称为“罪犯”或“犯罪分子”的问题，但这也并不一定就不再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不是说就是无罪了(不管事实上无罪还是法律上存疑无罪)，也就是说还处于“罪与非罪真伪不明”的状态，这就是与真正“无罪”状态最核心的差别。也是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落脚点。此案如果司法机关发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段某有犯罪行为，仍然可以随时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本案远并未就此结案，这是国家法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