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2000年11月24日 14:41 何勤华

在距今近九十年的清末民初，当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民刑事纠纷时，法院是如何处理的？其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在华的外国人对这种诉讼活动是一种什么态度？等等。《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它用一份份真实的判决书，向我们显示了一幅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打官司的生动图景，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在华洋诉讼活动中法律运行乃至整个司法制度运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Ⅰ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领事裁判权的运作以及存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际证据，并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据史籍记载，领事裁判权首次出现于1843年10月英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中。该章程第13款规定：“凡英人控诉华人时，应先赴领事处陈述。领事于调查所诉事实后，当尽力调解使不成讼。如华人控诉英人时，领事均应一体设法解劝，若不幸其争端为领事不能劝解者，领事应移请华官共同审讯明白，秉公定断，免滋诉端。至英人如何科罪，由英人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以中国法论之。”[1]紧随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瑞典、
挪威、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秘鲁、巴西、墨西哥等15个国家也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

按照英、美、法以及瑞典、挪威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一、华洋混合之民事案件，由中外官员各自调处；如调处不成，则由中外官员会同讯断。二、华洋混合之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各本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审断。三、纯粹外人案件，或外人混合案件，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3]

由于在领事裁判权之下，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侵害，因此，自领事裁判权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06年由沈家本（1840～1913）主持的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对领事裁判权制度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此前后，迫于人民的压力，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种种努力。

1902年《中英马凯条约》第12款提出了一俟中国法制完备，英国即撤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的主张。1903年的《中美商约》、《中日商约》、1904年的《中葡条约》、1908年的《中国瑞典条约》，也都有此规定。而1909年《中墨条约》到期后，并未续订，故事实上墨西哥已从1909年起放弃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1917年，中国又废除了德国、奥匈帝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随后，在20年代，又相继有俄国、葡萄牙、丹麦等一批国家撤消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4]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各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43年撤消的，[5]
但在实际生活中，领事裁判权在清末民初已开始动摇。而为此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华洋诉讼判决录》。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提供的材料来看，该书收录的案件，起自民国3年（1914年），终止民国8年（1919年）。从时间上看，刚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交涉斗争的时期。但从里面的案件来看，当时的领事裁判权与19世纪下半叶的已有诸多不同。

在19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一些案件，如《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登载的“华商欠洋债以入官屋契作抵，查参疏忽地方官”（同治11年，即1872年）、[6]“英人枪毙华民拟绞决”（同治8年，即1869年[7]）等案件来看，外国领事均直接参与审理。而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凡是洋人告华人的案件（也有一些是华人告洋人以及洋人告洋人[8]），领事都已不参与直接的审理，
而是由当事人请求领事署谘请设在各省的交涉公署函请中国政府地方审判厅讯追审理，或者干脆由当事人直接向地方审判厅起诉。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由领事参与或指导诉讼的案件一个也没有，都是由中国法院的法官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作出判决的。这说明，领事裁判权虽然在文献记录中迟至40年代才被废除，然而事实上在清末民初已经受到抵制。至少因涉及案件的种类以及性质的不同，其贯彻的程度已大为减轻、适用的范围已大为缩小。
Ⅱ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

根据史籍的记载，清代的司法制度，是由三司，即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管理诉讼。到清末，这种体制得以改变。1906年，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为司法行政机关；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并在地方设立了审判衙门，专司审判事务。[9]

1907年和1910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两个法律。根据这两个法律的规定，凡审判案件，分刑事和民事两项。前者指因诉讼而审定有否犯罪的案件；后者则是通过诉讼来审定其理之曲直的案件。同时，这两个法律又规定，在审级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即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初级审判厅起诉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高等审判厅判决，即为终审。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地方审判厅起诉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大理院上告。大理院判决，即为终审。但高等审判厅有权审判“不属大理院之宗室觉罗第一审案件，”大理院有依法审理特别权限之案件。此外，该两个法律还规定，在审判制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辩护制度、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原则以及第二、第三审判决的合议制度，并建立了由大理院执行的“复判”制度等。[10]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曾发布命令，明确宣布保留和沿用清末的现行法律（此点后面将作进一步论述）。那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这种命令是否得到了贯彻？即清末民初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从该判决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法院的运作实际，与上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北洋政府在清末《法院编制法》的基础上，于1913年9
月公布《修正各级审判厅试行章程》，1914年4
月公布《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1914年4月5日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等，[11]而这些法律规定的诉讼制度和程序也完全得以贯彻。如由于华洋诉讼的特殊性，故这些案件的第一审法院，都是地方（如天津县、万全县等）审判厅。当事人如不服其判决，就上诉至第二审法院即直隶高等审判厅。当事人如再不服，就可以上告大理院。大理院或亲自作出判决，或驳回上告让直隶高等审判厅重新审理。大理院的判决是终审。

除审判机关外，还于各该级审判厅官署内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由检察长、检察官组成，独立执行检察职权。在每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中，
都由检察官莅庭执行检察官职务。[12]

当然，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得知，直隶高等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在程度上，除适用上述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各种诉讼法律、法规之外，还适用民国3年至8年这一段时间内大理院、司法部发布的一些司法解释、命令和判例。[13]
Ⅲ
《华洋诉讼判决录》对了解清末民初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该判决录来看，当时在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刑事纠纷时，适用的原则是很丰富的。当时适用的法律渊源大体有如下几种：
法律
在清末的立法改革中，沈家本等曾制定了《公司律》（1903年12月）、《破产律》（1906年4月）、《清现行刑律》（1910年5月）、《清新刑律》（1910年12月），以及前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等。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仍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4月3日，参议院经二读会决定（省去三读会）同意援用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刑事民事诉讼律、商律、违警律和新刑律。“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4]关于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国籍条例，亦准暂时适用。
中华民国的实际权力，不久就落入1912年4
月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政府手中。该政府在继续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一方面，对一部分法律（如《清新刑律》等）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又颁布了一批特别法，如《戒严法》（1912年）、《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官吏违令惩罚令》（1914年）、《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私盐治罪法》（1914年）等。但在民商法领域，由于立法的速度十分缓慢，[15]故北洋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团体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已废。”[16]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市人民政府令（ 第133号 ）


《无锡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法》已经 2012 年 11 月14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2012年12月3日



无锡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增强企业信用观念，营造企业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中形成的，能够用以分析、判断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是指归集、加工、披露、使用和更正企业信用信息等活动。
第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遵循客观、公正、准确和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综合协调，确保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工作健康发展。
第五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本市信用管理部门，负责全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以下简称市信用中心）负责本市企业信用基础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并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工作。
第七条 依法设立的企业信用信息征信机构（以下简称征信机构）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征集企业信用信息，并开展企业信用信息征信活动。
第八条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的有关活动。
鼓励项目开发、商业投资、商务采购、经营决策等活动使用企业信用信息。

第二章 归集与加工
第九条 归集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企业的识别信息、信贷信息、公共信息和其他与企业信用相关的信息。
归集企业信用信息的具体目录，由信用管理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公用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以下统称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市信用中心提供企业信用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十一条 下列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向市信用中心提供其履行职责中形成的相关企业奖励、行政处罚和其他企业信用信息：
（一）工商部门提供企业工商注册基本资料、年检情况、抵押登记、工商案件和驰名、著名、知名商标等信息；
（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供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各类行政许可、省名牌产品、质量抽查等信息；
（三）税务部门提供企业税务登记、企业纳税信用等级、欠缴税款等信息；
（四）公安部门提供旅馆行业相关资质、行政许可等信息；
（五）环保部门提供企业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辐射安全许可、环境行为等信息；
（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和企业支付、拖欠工资等信息；
（七）建设部门提供有关企业资质等信息；
（八）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提供药品企业生产、经营许可和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等信息；
（九）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供企业出口商品免验、注册登记、出口危险品包装许可、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等信息；
（十）金融部门提供企业贷款卡发放信息、金融资信等级、金融违法等信息；
（十一）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提供企业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信息。
经信、发改、民政、信电、科技、农业、商务、物价、统计、文化、海关、粮食、交通、教育、卫生、市政园林部门和司法机关等其他信息提供单位，应当按照约定向市信用中心提供有关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二条 市信用中心除归集信息提供单位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外，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自行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一）直接从涉及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的其他信息系统中归集；
（二）以约定方式从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中归集；
（三）以约定方式从征信机构获取的企业信用信息中归集；
（四）以约定方式直接向企业或者企业交易对象归集。
第十三条 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自行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一）从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中归集；
（二）以约定方式从市信用中心归集；
（三）以约定方式直接向企业或者企业交易对象归集。
禁止以欺骗、盗窃、胁迫、利用计算机网络侵入等不正当手段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对其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真实性负责。
市信用中心和征信机构对其自行归集的企业信用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市信用中心应当保持其归集的企业信用信息内容原始性和完整性，不得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评级或者作出主观性评价。
第十六条 征信机构应当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加工制作企业信用报告或者企业信用评估报告。
征信机构制作信用评估报告应当以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为依据，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

第三章 披露与使用
第十七条 下列企业信用信息可以向社会公开披露：
（一）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类型、经营范围、注册资金等基本情况；
（二）报经审批、核准、登记、认证、年检的结果；
（三）诉讼判决、裁定、决定；
（四）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八条 下列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用户），可以按照以下规定查询企业信用信息：
（一）信息提供单位和以约定方式提供信息的单位，持单位证明查询其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
（二）经被查询企业授权的单位或者个人，持书面授权书、单位机构代码证或者个人身份有效证件，查询授权范围内的企业信用信息；
（三）依职权进行案件调查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持相关证明，无偿查询相关企业信用信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可以查询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规定程序，查询有关企业信用信息。
被征信企业可以持证明查询本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九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不得向第十八条规定的用户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企业信用信息。
除向社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外，用户获取的企业信用信息不得披露或者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牟利。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行业组织，应当对信用记录保持良好的企业给予支持和鼓励，并在评优表彰、资格资质认定、项目（设备）招标、政府采购、政府奖励和资金扶持等活动中，使用市信用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意
见表，或者征信机构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未经企业同意，不得将所使用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意见表或者企业信用报告向其他单位、个人披露。
第二十一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在企业信用信息提供活动中，对涉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经被征信企业同意提供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应当对企业信用信息使用的情况进行记录，并保存2年。
企业信用信息使用记录应当包括企业信用信息使用时间、对象等情况。
第二十三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保证企业信用信息的安全。

第四章 异议信息处理
第二十四条 被征信企业或者用户认为企业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可以向归集该企业信用信息的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书面提出异议申请，要求予以更正，并就异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据。
第二十五条 市信用中心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自行归集的信息有异议的，经核实确有必要更正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并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以及被征信企业；
（二）自行归集的信息有异议的，经核实无须更正或者无法核实的，可以对异议信息不作修改，但应当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
（三）信息提供单位提供的信息有异议的，应当及时通知信息提供单位进行核实，提出答复意见，并根据答复意见答复异议申请人，更正信息系统中的异议信息。
信息提供单位应当自收到异议信息核实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二十六条 征信机构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对异议信息进行核实，并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人以及被征信企业。
第二十七条 异议申请人逾期未收到答复，或者经答复仍认为有错误的，可以申请信用管理部门对异议信息作出处理。
信用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异议信息无法核实的不得披露；异议信息处理期限内，该信息暂不披露和使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予以通报，并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擅自对企业信用状况评级或者作出主观性评价的；

（三）未按照规定披露企业信用信息的；
（四）未按照规定提供查询服务的；
（五）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牟利的；
（六）未按照规定处理异议信息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三十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加工制作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用评估报告，或者未按照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异议信息的，由信用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信用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处 1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第十七条规定向社会公开披露企业信用信息的；
（二）未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用户提供查询服务的；
（三）未按照第二十二条规定保存企业信用信息使用情况记录的。
第三十二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信用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归集企业信用信息的；
（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向用户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的；

（三）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提供活动中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