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1月24日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3月25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屏边苗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屏边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内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彝族、壮族、瑶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玉屏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自主地管理自治县的经济、文化事业。从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自治县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民族团结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侵犯公民权利、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以及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继承和发扬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提倡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商品观念，克服平均主义，自觉地改革妨碍民族兴旺发达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各族人民加强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保护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一切经济罪犯和刑事罪犯，依法禁止和取缔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苗族成员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其他民族也应有适当的名额，并有苗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在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应逐步达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自治县县长由苗族公民担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各工作部门的正职或者副职领导成员中，至少配备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应配备相当数量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自治县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或者苗族语言文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对苗文的研究、规范和推广工作。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有苗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在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应配备有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或者苗语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或者苗族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或者苗文。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培养各民族的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并且特别注意从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可以确定从农村招收的比例，同时做好城镇的劳动就业工作；在招收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职工时，可以适当放宽录用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职工的培训工作，并且有计划地选送各民族的干部职工外出学习和进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外来人才，对外地来本县工作满二十年以上的国家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授予荣誉证书，并分别情况给予优待。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地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根据自治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要充分发挥山林、矿藏、水能资源和亚热带气候的优势，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林业为重点，多种经营，农、工、商、运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农业，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要增加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立和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各种加工业的商品生产基地，并且把它们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
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和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要积极发展重点户和专业户，促进社会分工。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责任山均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
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林政管理，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严防山林火灾，加强林木病虫害的防治。
自治县内不宜耕种的陡坡地、开荒地、轮歇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对植被遭到破坏的山箐沟壑要全面规划，分批治理，加强水土保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年采伐量低于年生长量的原则，合理制定年度采伐计划。采伐林木必须经过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
农村居民在自留地、自留山及指定地点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产品自主处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在指定地点植树造林，谁造归谁所有。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优势，继续实施和完善商品林基地县的建设发展规划。要合理调整林业内部结构，在大力发展用材林的同时，重视经济林、水源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珍贵树种的发展与保护。加强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并在国家的扶持下，多
渠道筹集造林资金，加速商品林基地的建设。
自治县的林业生产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多种经营形式。在巩固和发展乡（镇）、村、社集体林场的同时，大力发展户办、联户办的林场和林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林木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林木种植、抚育、采伐、加工、运输的指导和服务。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执行以私有私养为主的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同时积极发展水产业和其他养殖业。
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制定特殊政策，采取有力措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草山、牧场建设，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种植加工、畜禽产品加工和运销等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要根据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积极发展木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采矿、水电、建筑、建材和制药等工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工业的领导，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竞争能力。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编织、染织、刺绣、造纸等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在资金、原材料和技术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十分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发展户办、联户办、村办、乡（镇）办、乡村联办的乡镇企业。在税收和信贷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信息传递、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扶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鼓励和指导乡镇企业开矿，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在国家的扶持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速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加强对乡村公路、桥梁、驿道的维护和管理，大力发展民间运输。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实行开放式、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根据方便人民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经营，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的作用，为发
展商品经济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农民经商，发展个体运销户，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边远贫困乡村，列为扶持发展的重点。从贫困乡村的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措施，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增加投资，并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照顾。要组织资金、物资、技术和人才的配套支持，使当地人民逐步走上能够利用本地资源优势，自力更生发展
生产，改善生活的道路。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基本建设，除国家安排的项目外，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生产性和开发性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自治县的城镇和集市建设，坚持统一规划，就地改造的方针，逐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并充分发挥城镇和集市在流通、信息、金融、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作用。
自治县的农村住房及公共设施建设，要尽量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劣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环境保护。要绿化美化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森林、矿藏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兴办企业，开发资源。凡是到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效益。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民族机动金应主要用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要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肃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如有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努力扫除青壮年文盲。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各级各类学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多种形式办学，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其公用部分逐步增长。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要切实办好民族中学、民族小学，发展、巩固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民族高小班，并创造条件举办民族职业中学。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自治县内各级各类学校，在招收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时，适当放宽录取条件。
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乡村小学，要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普及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重点做好林业、粮食、茶叶、南药、果品和畜牧业的技术推广工作。
自治县建立技术培训中心，对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和基层干部进行适用技术培训，为发展商品生产培养人才。
自治县的科学技术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等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体育事业。增设文化和体育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活跃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掘、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古迹和烈士陵园。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对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研究和防治。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广泛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医疗机构和卫生队伍的建设，有计划地培养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民间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应用。并且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规定，鼓励集体办医，允许经过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禁止巫婆神汉利用封建迷信诈骗钱财、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督工作；依法加强对药品的监督管理，取缔假药劣药。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稳妥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倡优生优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每年7月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1988年3月25日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下，如此规定的理由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是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亦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条件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且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又是规定在《合同法》内，因此，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照搬条文，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之活动，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再做详尽规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