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现我国面临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的犯罪压力，如何调整刑罚结构，以实现刑法的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双重机能，我们要结合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和刑法观念的转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从刑罚的根源及刑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设想出发，就刑罚结构调整问题略抒已见。

一、刑罚的概念与功能

刑罚结构是指刑罚方法的组合形式，即刑罚方法的排列顺序和比例份额，这种组合形式反映刑罚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稳定状态和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研究刑罚结构，不仅要研究刑罚的结构要素，而且要研究刑罚结构要素的关系状态。刑罚结构要素是刑罚存在的前提，不仅决定刑罚的存在，而且决定刑罚的结构以什么类型存在。刑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刑罚结构内存的逻辑定型。一定种类的刑罚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逻辑定型进行排列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刑罚结构，并衍生出特定的刑罚功能。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1]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刑罚结构决定刑罚的功能，刑罚功能又影响刑罚的结构。不仅不同的刑罚要素的组合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就是相同的刑罚要素的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

我国刑法史学者蔡枢衡先生谈到我国刑罚体系演变史时，曾经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上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罚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2]刑法学者储槐植教授着眼于世界范围内刑罚结构的嬗变，他认为：“从过去到未来，刑罚结构可能有五种类型：死刑在诸刑罚中占主导地位；死刑和监禁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在诸刑罚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监禁和罚金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地位。第一种已成历史的过去，第五种尚未到来，中间三种在当今世界中存在。死刑和监禁占主导的可称重刑刑罚结构，监禁和罚金占主导的可称轻刑刑罚结构。”[3]这些不同类型的刑罚结构分别执行着相应的刑罚功能。如死刑和肉刑中心的刑罚结构执行着刑罚报应和威慑功能，是刑罚威吓模式时代盛行的刑罚结构。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可能执行刑罚报应和威慑功能，也可能执行刑罚报应、威慑和教育改造的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和执行方式而定）。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可能主要执行刑罚的矫正功能，也可能同时执行刑罚的威慑与矫正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刑期和刑罚结构其他刑罚要素的种类而定）。前者是实证派刑法学倡导的刑事矫正模式盛行时存在的刑罚结构，后者则以美国七十年代以后以威慑和矫正二元价值目标导向的刑罚结构为其典型。至于自由刑和财产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广泛地存在于社会防卫运动影响下的欧洲各国，主要执行社会复归和社会防卫的功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欧和北欧各国刑事政策的进一步人道化和科学化，这些国家的刑罚结构甚至出现了非自由刑化的趋势，自由刑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监禁刑替代措施在整个刑罚结构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刑罚结构正在向自由刑替代措施中心的刑罚结构演变。刑罚结构制约刑罚功能，通过调整刑罚结构，使刑罚要素的设置合理，刑罚结构的内部关系协调，就可以完善刑罚功能，为实现刑事控制的目标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

二、我国现行刑罚结构评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主刑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种类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对于危害重大的军人，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刑法按照上述次序排列起来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称为刑罚体系，并且认为，“在这个刑罚体系中，既有主刑又有附加刑，主刑与附加刑既明确区分又相互配合；既有重刑又有轻刑，排列次序由轻到重，互相衔接；刑种的数量适中，每一个刑种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科学性。”[4]

我们认为，用刑罚结构的概念和结构——功能分析法来分析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法方法，则不难发现，我国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和死刑为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刑法规定的5种主刑全部是自由刑（包括限制自由的管制、剥夺自由的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和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财产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等资格刑仅能附加于自由刑或死刑之后适用。在刑法分则中，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对所有的犯罪都规定了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刑，其中，对相当一部分犯罪规定了无期徒刑，对绝大多数犯罪规定了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而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仅有20个，其中可单处罚金的罪名仅有10个。如果说，我国刑法典还体现了慎刑恤罚思想，那么，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单行刑法则存在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据笔者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加上刑法典规定的28个死刑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几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由于罪与罪之间的刑罚要协调，死刑的增多必然导致刑罚投入向上攀比，致使立法上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罪名相应增多，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罪名寥寥无几，只可判处罚金的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凸现为以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代表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过大，而以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金刑、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的比例不协调，刑罚量在总体上处于高位，继续上调的余地已极为有限。[5]这种重刑刑罚结构必然导致刑罚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被不适当地夸大，而社会主义刑罚结构所应有的教育改造功能被削弱的后果。

刑事立法设计刑罚结构时超量投入刑罚资源，必然导致刑事司法过程相应地超量投入刑罚成本。但不计成本的刑罚资源的超量投入并不能产生与超量投入相对应的刑罚威慑效果。自1983年全国开展集中统一、急风暴雨式的“严打”斗争以来，除1984年外，我国刑事犯罪特别是重大恶性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加速发展的态势。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特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犯罪分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刑事司法力量的公然对峙。我国刑法学界有识之士所担心的刑不压罪、犯罪量和刑罚量螺旋式的恶性上升、刑罚投入几近极限而刑罚功能却急剧下降的罪刑结构性矛盾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罪与刑这种结构性（整体性）抗衡局面不可能长期僵持下去，解决的途径只能是结构性改革。”[6]而刑法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则在于刑罚结构改革。

三、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设想

刑罚结构的改革，不仅涉及对刑罚方法的局部调整，如具体刑罚方法的内容的完善，刑罚幅度的伸缩，个别刑罚种类的增减，更重要的是结合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和刑法观念的转换，对刑罚结构的要素配置和关系状态进行结构性调整。

我国刑事控制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与矫正并重，调整刑事控制模式的关键在于扭转当前刑事政策过于偏重刑罚威慑效能而相对轻视刑罚矫正作用的倾向，实现刑罚威慑效能与刑罚矫正作用的平衡，同时，在量的要求方面则应变理想型的刑事控制模式为现实型的刑事控制模式，不求消灭犯罪，但求以刑罚资源的有限投入最大限度地将犯罪率控制在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而为社会容忍的水平上。[7]刑罚结构性改革的另一前提是刑法观念的转变。刑法观念的转变要求实现刑法功能观的现代化、犯罪观的科学化和刑罚观的理性化。刑法功能观的现代化的核心是要确立刑法既是利剑又是天平，刑法不仅有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且有保障（罪犯）人权的功能。[8]犯罪观的科学化则要求摆脱对犯罪的情感逻辑思维，以价值无涉的态度研究犯罪，以理性和理智对待犯罪、科学地认识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观的理性化则要求合理地组织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破除刑罚万能和重刑主义观念，树立刑罚的相对性、最后手段性和经济性的观念。

刑罚结构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为刑罚功能的最佳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使刑罚结构协调有序。所谓结构协调有序是指组成刑罚结构的各种刑罚要素，要根据实现刑事控制目标的需要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

对刑罚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的前提，是适应与错综复杂的复杂现象作斗争的不同方面的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刑罚方法。边沁指出：“刑罚的选择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它们应该具有量方面大小的可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行的相似性、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等等。”[9]而“单独考察，没有任何一种刑罚独自具备所有刑罚的必要属性。为实现刑罚目的，必须有不同的刑罚方法可供选择，并使其存在差异，其中几个可以适用于相同之罪。”[10]“刑罚的多样与差异证明了立法者的勤勉与审慎。”[11]“刑罚种类的多样性是刑法典完善的标志之一。”[12]新近修正通过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刑法典都设计了多样化的刑罚方法。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了40种左右的刑罚方法，仅对法人犯罪就特别规定了10种刑罚方法。而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5种主刑和5种附加刑。相比之下，我国刑罚种类显然偏少，不能适应与形形式式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可能导致刑罚投入过剩，由于刑种欠缺，不能完全满足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需要，只好向上浮动，适用与罪行不相称的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也可能导致刑罚投入不足。在自由刑难以适用的法人犯罪中，我们经常看到司法机关囿于现行刑罚结构的缺陷，无法对法人犯罪投入必要的刑罚量的尴尬局面。此外，刑罚种类的不足还可能导致法外用刑，如在刑法之外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适用劳动教养这一实际剥夺人身自由，具有刑罚效果的非刑罚惩罚方法。因此，我们主张，对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前提，就是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

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时，应当从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为基础，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中有益的作法，我们具体设想：

（一）改造劳动教养，将其作为独立的刑罚方法纳人刑罚结构。劳动教养是对罪行轻微但又屡教不改的人员适用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设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在劳教期间，劳教人员实际被强制集中居住在封闭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接受军事化管理，只有在执行劳动教养半年以后并且表现良好的个别人员，才能在节假日准许回家探亲。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不受制约，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际承受着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后果。

我们主张，在修改刑法时，彻底回避保安处分的观念，维持我国刑事制裁的一元化体系。保安处分尽管能够用以积极主动地预防未然之罪，较之刑罚仅能在犯罪发生后被动地惩罚犯罪，具有积极的促进机能。但保安处分本身即具有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危险倾向。如果我们通过完善刑罚方法，调整刑罚结构，能够建立比较完善的控制犯罪的一元化刑事制裁体系，就没有必要另搞一套保安处分体系。

无论采用哪一个方案，教养的刑期都应大大缩短。教养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方法，是介于管制和拘役、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轻刑，期限不宜过长。尽管教养和管制、拘役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性质和程度都不同，三者之间没有必要保持时间上的前后衔接，但也不宜相差过于悬殊。我们设想，教养的期限宜与管制的期限相同。由于教养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比管制重，所以教养是较管制为重的刑罚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教养机构实行半开放式处遇，被教养人员在教养机构并未如拘役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所以教养是较拘役为轻的刑罚方法。这样，教养就成了介于管制和拘役之间的一种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

（二）借鉴各国刑法中的社区服务，设立社区服务这一新的刑罚方法。“社区服务，就是判令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13]增设社区服务这一刑罚方法，可以使社会或被害人从犯罪人的公益劳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同时也可以加强犯罪人的公民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缓和社会对犯罪人的义愤和责难，改善犯罪人的社会形象，更可以避免将轻微罪犯投入监狱所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并且不需要国家额外地支出刑罚成本，符合刑罚经济原则，符合刑罚社会化、开放化的改革潮流。我们认为，社区服务是对轻微罪犯适用的比较理想的自由刑替代措施。我们设想，社区服务的期限以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为宜，数罪并罚时最高不能超过一年。社区服务由公安机关委托犯人所在社区组织监督执行。

（三）完善罚金刑制度。罚金刑制度改革，是本世纪各国刑罚改革的重点。针对我国现行罚金刑制度存在的不足，借鉴各国罚金刑制度改革的经验，我们主张，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１．提高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我国现行刑法仅规定罚金为附加刑，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偏低。尽管按照刑法规定，附加刑既可附加适用，也可独立适用，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似乎不影响其广泛适用。但是，是否将附加刑上升为主刑，涉及刑事立法的价值导向。刑事立法明确规定罚金刑为主刑，表明立法者认为罚金是对罪犯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之一。立法者的这种认识必然会影响司法者对待罚金刑的态度，从而引起司法者对罚金刑的重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后，也不会妨害其和自由刑并科。德国、法国、日本刑法典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后，都规定罚金可以和自由刑并科。

２．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罚金仅适用于贪利性犯罪和个别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我们主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经验，对过失犯罪、所有贪利性犯罪（包括法人犯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其他具有图利目的或动机的犯罪）以及一部分危害不大的故意犯罪，都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

３．完善罚金数额的确定原则。通览世界各国刑法，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有普通罚金制、比例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和日额罚金制四种。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罚金数额的规定可以归入无限额罚金制，但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单行刑法有的已经采用了普通罚金制和比例罚金制。我们主张废除现行刑法典的无限额罚金制，在确定罚金数额时，首先应当根据犯罪的情节并斟酌罪犯的支付能力决定罚金的数额；其次应当区别犯罪的性质选择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对贪利性犯罪一般应当采用比例罚金制或普通罚金制，对过失犯罪和其他非贪利性犯罪应采用日额罚金制。

４．改革罚金刑的适用方式。纵观各国刑法例，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共有专科罚金、选科罚金、并科罚金、易科罚金和附科罚金五种。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可以选科和并科，适用方式比较单一。我们设想，在修改刑法时，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对危害不大的过失犯罪专科罚金，对一般过失犯罪和轻微故意犯罪选科罚金，对其他犯罪并科罚金，并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易科罚金制和附科罚金制，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防止犯罪分子在图利犯罪得逞后，仅受自由刑的处罚，而在经济上捞取便宜。

５．完善罚金刑的执行制度。罚金刑执行难是困扰罚金刑制度、影响其效能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为了保障罚金刑的执行，各国除加强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外，更从立法入手完善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如在定期缴纳或分期缴纳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了延期缴纳、缓期缴纳（相当于罚金刑的缓刑）和逐日缴纳制度；强化罚金刑的执行保障措施，在规定罚金减免缴纳制度的同时，完善强制缴纳制度，有的还规定了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罚金易科劳役、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为保障我国罚金刑的执行，需要在现行的罚金刑执行制度基础上，增设延期缴纳制度和缓期缴纳制度。至于是否采纳罚金易科劳役或自由刑制度，当持慎重态度。相比之下，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不失为罚金缴纳确有困难而又不具减免条件时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

（四）完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制度相对比较落后，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和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三种资格刑，且在刑罚结构中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１）剥夺政治权利的政治色彩过浓，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且其内容过于宽泛，没有严格的法律界限；（２）资格刑刑种欠缺，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格刑刑罚体系；（３）资格刑刑种欠缺导致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对绝大多数犯罪无法适用资格刑。针对我国资格刑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我们提出以下改进和完善设想：

律师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上）
——律师在并购准备阶段的作用

作者简介：唐清林，北京律师，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擅长企业并购律师业务，并对该业务领域的理论研究感兴趣，曾编写《企业并购法律实务》（副主编，群众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部分章节内容的摘要。
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

企业并购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并购双方独立可以完成，而需要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顾问的协助。尤其是律师，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企业提供并购战略方案和选择、并购法律结构设计、尽职调查、价格确定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参与统一协调并购工作的会计、税务、专业咨询人员，最终形成并购法律意见书和一套完整的并购合同和相关协议。换句话说，一起迅速而成功的并购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专业律师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很多情况下触犯法律并不是由于故意而是由于不了解。法律特有的专业性决定了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即律师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掌握法律的精神。如果没有专业律师的参与，那么并购双方在实施并购活动的过程中，可能无法全面完整的理解法律对于企业并购的相关要求，不知道相关法律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无法预见当事人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并购行为是很有可能触犯法律的，而一旦遇到法律问题，并购双方可能会手足无措，从而使并购因为法律障碍而无法顺利进行；即使勉强完成，也可能存在很多潜在的法律隐患。
因此，律师在企业并购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律师事务所是公司企业聘请的专业顾问和专业性服务机构
从公司企业与律师事务所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或《聘请合同》来看，律师一般是以公司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或单项特聘法律顾问的形式为公司企业并购提供法律服务。在工作中，律师依法为企业解决并购中的法律问题，排除其在并购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障碍。
（1）律师事务所为企业并购拟定可行性方案是企业并购依法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律师事务所从一开始就参与企业并购的法律服务，参与并购方案的拟定，使并购从一开始就沿着法制的轨道运行。如在资产置换方案的策划、拟定过程中，律师可以就企业及企业的交易对方，被置换资产(或企业)的基本情况，资产置换安排、作价方法、债务安排、房地产所有权、知识产权等权属处理以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等问题进行充分必要的法律可行性分析、判断，从中协助企业设计、筹划资产置换的最佳方案。
（2）律师事务所为企业兼并收购等并购起草制作或审核验证相关法律文件，是确保企业规范化运作的重要保证。
企业收购兼并中对于目标公司主体的确定，对于收购方式和收购价格的确定，以及对于目标公司员工安置、富余人员工资、劳保费用支付及收购完成日前后的税收缴纳等事项作出适当的处置和安排等均需在《收购合同》或《兼并协议书》等法律文件中予以明确，律师参与起草制作这些法律文件有利于收购兼并活动的依法有序进行。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是企业资产置换、股权转让等并购上报核准的法定条件之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律师就有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是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行为的法定条件之一。
例如，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28条的规定，如果并购双方决定采取要约收购的方式来进行企业并购的话，收购人应当聘请律师对其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律师事务所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既为企业服务，同时也为政府服务，为证券市场的进行良性运作提供有力保障。
律师事务所为企业并购提供法律服务的依据是基于企业的书面委托或聘请，所以，从职业道德的要求来看，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的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但是，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代理，律师不是企业的代理人，它依法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对企业并购的合法性做出独立的法律评价，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企业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收购兼并等活动进行核查、验证，经把关合格后上报政府进行审批，从而为政府审核企业并购的合法性提供忠实的法律依据。
一般而言，一项并购活动的实施，通常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并购准备阶段、并购实施阶段以及并购完成后的整合阶段。以下，本书将按照并购活动进行的顺序逐一对律师在并购活动中的作用进行阐述。
从收购人的角度看，并购预备阶段是指从自收购人初步确定目标公司开始至的收购人与目标公司就并购事宜进行谈判之前的的期间。该阶段的法律服务内容为，协助收购人收集目标公司的公开资料和信息，通过对公开资料和信息的分析以确定有无重点阻碍并购活动的进行，通过综合研究公司法、证券法、竞争法、税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以确定该项并购活动的合法性，并据此协助收购人制定并购活动的总体结构的法律框架。
并购前的准备阶段对并购双方而言都很重要，尤其是对收购人来说，因为当并购行动启动以后，很多事情已经进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阶段，因为并购行为进行信息披露之后，收购方、收购方案乃至后续的企业并购方案都成为市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任何瑕疵的弥补都会大大增加收购的成本，而这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很多都是可以在收购进行之前作好充分准备的。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正是并购前期准备工作阶段重要性的真实写照，所以这个阶段值得收购人多花一点时间去好好准备。从收购人一方的角度看，律师在企业并购准备阶段的工作主要有：
一、参与并购活动的法律策划
并购准备阶段，收购人必须就并购活动有个缜密的总体规划，包括财务方面、法律方面、宣传方面、组织管理方面等等。其中法律方面的策划，主要由并购小组中的律师来完成：
1．就该并购行为是否违背我国并购政策和法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并购行为是否需要经当地政府批准或进行事先报告，其倾向和态度如何，以及批准并购行为的是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有关方面对此可能持有的态度和倾向提出法律意见。
2．通过综合研究投资法、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税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理顺并购法律关系，尤其是产权关系；明确并购交易主体资格；对并购的可行性、可能出现的法律障碍以及避开该法律障碍的方式方法，从法律上加以论证，提出立项法律依据。
3．分析各种并购方式对收购人的利弊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就并购方式的选择以及降低法律风险提出相关的法律意见。
二、参与对目标公司尽职调查
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的目的是使收购人尽可能地发现与他们要购买的股份或资产有关的全部情况，也就是那些能够帮他们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并购程序的重要事实。收购人需要有一种安全感，他们需要知晓所得到的重要信息能否准确地反映目标公司的资产和债务情况。
从收购人的角度来说，尽职调查也就是风险管理。对收购人和他们的融资者来说，购并本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诸如，目标公司所在国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目标公司过去财务账册的准确性；购并以后目标公司的主要员工、供应商和顾客是否会继续留下来；相关资产是否具有目标公司赋予的相应价值；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导致目标公司运营或财务运作分崩离析的任何义务。
目标公司通常会对这些风险和义务有很清楚的了解，而收购人则没有。因而，收购人有必要通过实施尽职调查来补救并购双方在信息获知上的不平衡。一旦通过尽职调查明确了存在哪些风险和法律问题，并购双方便可以就相关风险和义务应由哪方承担进行谈判，同时收购人可以决定在何种条件下继续进行收购活动。这样才能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并且尽可能降低并购的风险。
1．律师在尽职调查过程中遵循的原则
在尽职调查开始之前，作为收购人的法律顾问，律师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律师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必须坚持完整性、有的放矢分清主次、客观性、统一协调性和保密性的五大基本原则。
（1）完整性原则
完整性原则要求律师搜集的信息尽量做到全面，不能一叶障目，随意取舍，要善于发现信息之间的关联性，以求最大限度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2）有的放矢、分清主次原则
关于目标公司的资料如汪洋大海，而收购方尽职调查的人力、物力、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当一项尽职调查开始时，律师必须明确其尽职调查的目标是什么，并向其他专家顾问清楚地解释尽职调查中的关键点，做到有的放矢；另外，律师还应当做到主次分明，明确尽职调查的过程中与调查目标联系最为紧密的重要的资料有哪些，与调查目的联系较少的次重要的资料有哪些。而不能对所有的资料一视同仁，否则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
（3）客观性原则
这要求律师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要去伪存真，不能掺入个人的好恶，更不可迎合委托人的需要，为达到“包装”目的而歪曲事实。
（4）统一协调原则
在一个大型的尽职调查活动中，收购人一方通常应促使其自己的雇员和顾问及其他专家一起实施调查，更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一个有序的系统以确保整个尽职调查过程协调一致并始终专注于买方订立的目标。这一协调工作律师发挥主要作用。
（5）保密性原则
企业并购行动的开展可算作很重大的商业机密，一旦泄漏，可能立即成为政府、监管机构、其他竞争者、投资者的关注，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收购人开始接触任何资料之前，并购双方通常需要涉及尽职调查的人承诺对其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保密，特别是那些接触秘密信息的人员。但是，保密协议应当允许收购人和其顾问主要是律师就保密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并提出建议。
2．律师代表收购方参与尽职调查的一般操作程序：
（1）收购方指定由自身或其聘请的法律、财务、会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尽职调查小组；
（2）收购方与目标公司就尽职调查签署保密协议；
（3）目标公司在收购方指导下搜集所有相关材料；
（4）收购方根据尽职调查的范围和内容准备尽职调查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