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关系

郝鑫


　　众所周知，现代法治国家，就民事诉讼而言，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裁判的最终作出，均须以证据作为基础，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之事实。与此同时，又因民事诉讼之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故其维护私权之意旨亦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皆应由当事人来自行负担且应直接与诉讼结果相关联。此乃被誉为“民事诉讼脊梁”——举证责任的精义之所在。从世界范围考察，采绝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固然如此，就连采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我国，由于自建国初期即全面师承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立法，并将其奉为完美无缺之范式，故而逐步形成了带有浓重苏化色彩的民事诉讼模式。此种模式最为突出的表征体现为：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之外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且能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当事人之举证反倒成了法院依照其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辅助手段，诉讼的最终结果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就与当事人之举证全然无涉。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试行）》），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了此种基本上由法院包揽证据之调查收集的民事诉讼格局。该法第56条第1款虽然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紧接着却在该条第2款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两款之间自相矛盾的逻辑关系以及第1款中当事人之举证行为与诉讼结果的完全脱钩，直接造成了当事人对其举证责任的敷衍塞责甚至完全放弃，并使视查明案件事实为己任的人民法院由此背上了全面调查取证的沉重包袱。严重失调的诉讼格局和低下的诉讼效率对于他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来讲，均已成为苦不堪言的重负。

　　由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上述瑕疵导致审判实践中滋生出诸多难以在既有立法状况下加以克服的弊端，更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之内在动因的有力驱使，《民事诉讼法（试行）》关于人民法院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终于被1991年正式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只能有限度地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所取代。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前述规定所反映的立法意旨以及条文本身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无疑是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以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为补充的证据收集范式。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有调查取证之职责。由此看来，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相比较而言，这似乎不失为已有较大改良故而较为理想且相对适应国情的一种证据收集范式，然而明眼人仍可轻而易举地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所规定的当事人应负之举证责任仍旧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层面上，仍旧与诉讼结果的应有制约相互分离，加之该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语义上的含混模糊和后一句式对适用情形的概括无度，无异于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拥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观之，在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实际上并未形成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的适用畛域。此种立法现状，直接致使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收集活动紊乱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其主要表现是，要么在证据的收集上出现当事人与人民法院均拒绝涉足的“真空地带”，从而致使相当一部分案件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梗阻”状态，要么是人民法院近乎武断地基于所谓审理案件的“需要”而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大包大揽，从而使当事人之举证名存实亡，而这种大包大揽的背后，通常都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枉法裁判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是不争之事实。此种状况的客观存在虽然尚不足以表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证据收集范式就是《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原有规定的简单复归，但若要说二者之间存在多大的实质性差异显然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溢美之辞。关于这一点，始于数年以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将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作为突破口，便为人人皆知之明证。

　　我们认为，无论目前审判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于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是如何进行“探索性”操作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快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二者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的界分，显然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与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点，任何试图完善民事审判方式之举措均将是劳而无功，甚至有可能是适得其反。而要廓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则不能不以深入地剖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制度性瑕疵作为切入点。

　　然而，在这一事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败与否的重大问题上，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专就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探究的学术论文很少，更表现为在为数不多的因论述举证责任等问题而涉及到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文章中，对此问题的诠解也大抵皆为歌功颂德式的正面铺陈而少有理智批判的佳论。因而，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并未能够在理论上得到真正的解决。为此，我们不揣冒昧，拟从另外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对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粗浅的梳理，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可以得知，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在遇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时，方可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其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其二，人民法院认为因审理案件而需要调查收集某些证据。这两种特殊情况亦即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定前提条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适用畛域划定了“楚河汉界”，然而这两条“楚河汉界”却因为立法上的含糊其辞或曰语焉不详而在实际上变得不可捉摸，难以在审判实践中加以精确的把握。具体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显然就存在一个人民法院如何对造成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所谓“客观原因”进行正确识别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所谓客观原因，乃是相对于主观原因而言的，而主观原因大抵是指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由此可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实际上是一种客观上的举证不能，其中并不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如若某一项或某几项证据是由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同样不能也无权去主动调查收集。道理固然简单，然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上述情况的认定则显然会因其对所谓“客观原因”的理解不同而结果迥异。其实，第一种情况中所存在的标准含糊之立法瑕疵在第二种情况那里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想见，人民法院仅仅凭藉“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这一具有无限弹性，语义极为含糊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法官的个人情感、生活经验、认知能力以及业务水平，往往也就成了划定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大小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完全可以说，有多少个法官，就会产生多少个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实施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法官“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或许是出于消弭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上的含混不清并借以克服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所生成的种种弊端之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3条对立法规定作了相应的补充性解释。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撇开因司法解释本身所固有的刚性不足之弱点故而难以完全弥补立法上的缺漏不谈，单就其内容而言，其实亦远未能够做到对立法上的模糊规定作出富于操作性的精巧设计。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对该项司法解释作更进一步的探究。《适用意见》第7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综观该项司法解释，若就其中所含之适用情形的数目而言，确实要较立法上的列举为多，故而似乎已有改良，然而究其实际内容，除去第(3)项之外，其余诸项所涵括的内容与立法上之规定其实并无二致，不过是对立法规定的如实“复印”而已。具体来讲，其中第(1)项显然只是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所做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机械移植，而第(2)项、第(4)项则因均含有“人民法院认为”这一弹性十足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的字眼而在实际上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之后一句式的内涵如出一辙，亦无任何新意。就第(2)、第(4)两项的彼此关系来讲，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之徒具象征意义的“例证”而已。至于《适用意见》第73条第(3)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之规定，虽然具有“扩充”立法规定之相对独立内涵，但将其列举为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第三种情形，显然是直接有违举证责任原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旦出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这种状况，即表明此案件陷入了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所要做的就是也只能是适用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也即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去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事实上，即便是人民法院置举证责任机制于不顾而去越俎代庖地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也未必就能及时收集到足以打破因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而使案情隐入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状态所需要的证据。基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制，人民法院到头来往往还得依照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

　　正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前提条件上缺少内涵明晰、易于操作的精确标准，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能封堵住这一明显的立法罅漏，故而使得人民法院在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方面实际上拥有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种种弊端：

　　首先，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由于其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单一层面上，并没有与诉讼结果直接挂钩，加之其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间的界域不清，故而常常使得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自行收集证据的问题上产生懈怠心理，甚至当他们面对那些原本未必难以逾越的取证障碍时，也会借口出现了使他们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客观原因”而不加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举证努力，一味依赖人民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收集。而人民法院对自己在主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积极行使”，无疑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懈怠心理。与此同时，与以上所述形成鲜明对照的另外一种情形则表现为，人民法院往往又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对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为由，对主动调查收集证据采取一种敷衍塞责的推诿态度。应当承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已规定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主动调查取证之职责，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适用范围乃是一个弹性极大的空间，故其应否调查取证实际上完全任由案件的承办法官自由取舍。事实上，他们也常常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种种堂而皇之且“体面”、“合法”的理由来为自己拒不调查收集证据的失职行为加以开脱。显而易见的是，发轫于审判实践中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又或多或少地强化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怠于查证的旧有“情结”。从诉讼理论上讲，虽然证据完全由当事人来提供无疑十分契合举证责任的内在机理，但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当事人举证之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人民法院为人民”之传统社会心理的巨大拒斥作用，因此立即取消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的查证职责而完全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显然是难以切合实际的。由此观之，发生于审判实践中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对其查证职责的怠于履行，不仅会给相当一部分案件造成认定事实上的根据缺失和裁判障碍，而且也是一种严重失职的违法行为，必须加以纠正。

　　其次，与上已述及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查证问题上的“作壁上观”截然相左的是，也有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往往凭藉其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随心所欲地“调查收集证据”。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形态之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法院及其法官毫无顾忌地公然站在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而置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于不顾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的此类行为往往都被披上了“审理案件的需要”之合法外衣，故而常常使得由此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方当事人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之合理性尚不如《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2款，因为后者毕竟强调了人民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时要恪守“依法”、“全面”、“客观”之原则而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再次，从根本上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直接违背了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依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来完成。也就是说，在开庭审理之前，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各种诉讼材料（当然包括证据材料）进行详细的兼具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双重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需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需要调查收集哪些证据。显而易见，如此一来，人民法院便在案件正式开庭审理之前事实上就已经对案件进行了书面审理并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基本案情的先验性认识，其所谓的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用以加强此前业已形成的案情结论的“理想手段”。既然人民法院早在开庭审理之前即已经对案情有了先入为主的认识，那么，其后所进行的开庭审理等诸项程式统统不过是例行公事地走走过场而已。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诉讼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消解与制约审判权之滥用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实体结果公正之功能被消蚀得荡然无存，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自然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最后，人民法院对诉讼证据的主动调查收集直接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严重扭曲了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众所周知，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诉讼指挥权，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并居中裁判，双方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各执一端而形成攻守关系，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架构之内，民事诉讼直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本证与反证之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而法院判决的作出亦完全取决于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由于人民法院主动“客串”了当事人之角色，故而使得原本只应有本证与反证这两方之间的直接较量异变成为本证、反证及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的三方混战，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对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审判权与诉权之间的良性运作样式也因此而发生了严重的恶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层面考量，人民法院皆不应有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职权，然而囿于我国目前之国情，完全摒弃人民法院之调查取证（我们在此未用“主动”二字，有无“主动”二字，其所蕴含的意旨则有霄壤之别），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抵牾并借此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我们认为，可以因循以下思路来完成这一任务：

　　首先，改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则为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决定之范式。也就是说，当事人之申请，乃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之先决条件。若无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则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当然，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所提出之申请进行审查，以便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的申请。

　　其次，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之具体条件。在此类条件的设定上，应当尽可能地做到语义清晰，内涵明了，外延周全，便于操作。

　　再次，建立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并使举证责任的履行与否与案件、的裁判结果直接挂钩，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的举证热情。

　　最后，建立健全的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当事人能够通过一切正当的途径与合法的手段及时收集到用以证明其所提主张的相应证据。

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政府


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


枣政发[2012]27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大企业：

现将《枣庄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枣庄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防治扬尘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根据《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扬尘污染，是指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道路保洁、物料运输与堆存、采石取土、养护绿化等活动产生的松散颗粒物质对大气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应当加强扬尘污染防治的领导，将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和长效管理机制。

第四条 扬尘污染防治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城乡并举的原则，实施联防联控、综合治理。

第五条 市、区（市）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具体负责工业企业、露天物料堆场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建筑工程、拆除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道路保洁作业、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绿化建设和养护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公路、航道、港口及道路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管理工作。

公安交警部门负责交通运输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水利和渔业部门负责水利水务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储备土地、露天开山采矿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煤炭部门负责露天储配煤场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扬尘污染防治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对扬尘污染的环境监测监控，定期公布扬尘污染状况的环境信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考核。

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道路保洁作业、绿化建设和养护技术规范；逐步建立建筑垃圾（工程渣土）运输市场准入制度，实行统一管理；推进建筑垃圾（工程渣土）资源化利用。

交通运输、水利和渔业部门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施工单位施工履约考核。

第七条 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负总责，应当加强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的管理，在施工、运输、监理合同中明确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具体要求。

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应当列入工程预算，专款专用。

第八条 建设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扬尘污染防治内容。

对可能产生扬尘污染、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项目，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中应当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制定有效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并列入技术标评审内容。中标人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中应当包括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运输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第十条 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登记手续时，必须按照规定向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报送扬尘污染防治方案。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成立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制定防治方案，设立专项经费。

第十二条 工程施工应当符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一）工程开工前，应在工地边界设置2.5 米以上的围挡，围挡底端设置防溢座；施工工地内车行路径应铺设礁渣、细石或者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防止机动车扬尘；

（二）在施工现场设置独立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收集场所，并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

（三）施工工地按照规定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四）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

运输车辆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运送砂石、渣土、垃圾等物料的车辆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用苫布遮盖或者采用密闭车斗；

（五）在施工工地内堆放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物料，应设置围挡或者围墙，覆盖防尘网或者防尘布，配合定期洒水等措施，防止风蚀起尘；

（六）易产生扬尘的土方工程施工时应洒水压尘；

（七）施工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密目防尘网或者防尘布；

（八）在建筑物、构筑物、脚手架以及卸料平台上运送散装物料和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应采用密闭方式清运，禁止高空抛洒；

（九）对于工地内裸露地面，应采取覆盖防尘布、植被绿化、地表压实处理并洒水、铺设礁渣、细石或者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等措施，防止土壤风蚀扬尘；

（十）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单位应负责工地周边道路的保洁与清洗责任；

（十一）施工工地闲置2个月以上的，应对其裸露地面进行临时绿化或者铺装。

第十三条 建筑拆除施工，除符合第十二条要求外,还应当遵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规定:

（一）建筑拆除期间，应设置施工标志牌，标明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举报电话；

（二）拆除作业时，应配合加压洒水，抑制扬尘飞散。拆除工程尽可能采取机械化等缩短作业时间的拆除方式进行施工；

（三）建筑拆除应设立建筑垃圾（渣土）存放场地，并及时清运。垃圾渣土运出时，应当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到指定的消纳处理场所倾倒；

（四）拆除作业已经完成后不能立即施工建设的，应用防尘网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定期进行洒水处理。若建设单位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超过半年的，应对建筑拆除施工现场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

第十四条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绿化建设和养护工程施工时，除符合第十二条要求外,还应当遵守下列扬尘污染防治规定：

（一）施工机械在挖土、装土、堆土、切割、破碎等作业时，采取洒水、喷雾等措施；

（二）对已回填的沟槽，采取洒水、覆盖等措施；

（三）使用风钻挖掘地面或者清扫施工工地时，应向地面洒水。

第十五条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的码头、堆场、露天仓库周边应当配备高于设计堆高（或堆存物料）至少2米的围挡、防风抑尘网等设施，边界大气颗粒物排放达到《山东省固定源大气颗粒物排放标准》（DB37/1996-2011）要求。有条件的要采用棚式化或密闭贮存。

港口码头和煤矿、旋窑水泥、焦化、电力等企业的大型物料堆场应当配置车辆清洗专用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

第十六条 城市主要道路应使用高压清洗车等机械化清扫冲刷方式，其他道路鼓励采取机械化洒水清扫。

除雨天或者最低气温在摄氏2度以下的天气外，城市主要道路机动车道至少每日冲洗1次。

第十七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区及周边地区绿化，防治土壤风蚀影响，控制道路扬尘污染。

（一）对道路两侧实行绿化、硬化，注意消灭裸露地面，减少风蚀和水蚀造成的尘源；

（二）对辖区道路进行硬化，保持路面低尘负荷状态；

（三）坚决查处超载行为，防止路面破损；

（四）禁止随意开挖道路，尽量避免道路开挖。施工单位获得主管部门开挖许可之后，应制定详细的防尘计划，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情况下，尽量缩短施工期限。道路两侧的施工行为，要减少填挖土方，承担施工点附近路段的保洁和清洗责任。

第十八条 在“一园三区两线”（即环城森林公园、城市规划管理控制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区和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侧可视范围）以内，禁止从事砂石、石灰石开采和加工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活动。

第十九条 对产生扬尘污染的企业，实行绿色信贷制度。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定期向人民银行提供产生扬尘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人民银行应当将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录入企业征信系统，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煤炭、公安交警等部门应当定期开展扬尘污染防治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建立由市环境保护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和渔业局、国土资源局、煤炭局、公安交警支队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联合督导检查。各区（市）、枣庄高新区要每月对本辖区扬尘污染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一次联合执法检查。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施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利和渔业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

（一）未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的；

（二）施工工地内裸露地面未铺设礁渣、细石或者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或者未采取覆盖防尘布或者防尘网等措施的；

（三）管线和道路施工未对回填的沟槽采取洒水、覆盖等措施的；

（四）从高处向下倾倒或者抛洒各类散装物料和建筑垃圾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施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利和渔业、公安交警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罚：

（一）施工时未采取遮盖、围挡、密闭、喷洒、冲洗、绿化等防尘措施的；

（二）运送砂石、渣土、垃圾等物料的车辆未采取蓬盖、密闭等有效防尘措施的；

（三）施工工地车行道路未采取硬化等降尘措施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道路保洁作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下罚款：

（一）采用人工方式清扫道路不符合市容环境卫生作业规范的；

（二）对破损路面未采取防尘措施并及时修复的；

（三）对下水道的清疏污泥未当日清运并在道路上堆积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码头、堆场、露天仓库的物料堆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堆场的场坪、路面未进行硬化处理，路面未保持整洁的；

（二）堆场周边未配备高于堆场物料的围挡、防风抑尘网等设施的；

（三）大型堆场未配置车辆清洗专用设施的；

（四）对堆场物料未根据物料类别采取相应的覆盖、喷淋、围挡等防风抑尘措施的；

（五）露天装卸物料未采取洒水、喷淋等抑尘措施的；

（六）密闭输送物料未在装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禁止区域内从事砂石、石灰石开采和加工等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予配合检查或者未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市环境保护局应当建立城市扬尘污染防治考核评价制度，将城市扬尘污染防治作为对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大气环境保护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按月通报考核评价结果。

对因扬尘污染防治不力导致辖区环境空气质量重污染的区（市）通报批评，并实行问责。

第二十八条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