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根据1997年12月2日人民政府第39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8件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云南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及其职工。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遵守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
外商投资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有权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和予以纠正。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自行确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并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 自行编制工资总额计划，自主确定工资分配及奖励、津贴标准，并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和开户银行备案。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本省农村或者省外的职工，应当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在职职工，除国家规定限制流动的人员外，原单位应当准予流动，并办理相应的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确需招用外籍员工或者港、澳、台员工的，必须经省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州、市劳动行政部门同意，并办理就业许可证等有关手续。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对职工进行职业培训。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经原单位出资培训的在职职工，应当向原单位补偿已支付的全部或者部分培训费。
外商投资企业出资培训过的职工或者外商投资企业补偿培训费后招用的职工，由于个人的原因未履行完劳动合同约定期限的，应当向外商投资企业补偿已支付的全部或者部分培训费。
前两款规定补偿培训费的具体数额由双方协商，但最高不得超过原实际支付的培训费；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支付职工法定工作时间内的工资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依法参加中方职工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因故停产的，应当支付职工生活补助费。生活补助费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劳动部门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月平均水平。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职工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补助费。具体标准为：
（一）在本企业工作10年以下的，每满1年支付1个月的生活补助费；
（二）在本企业工作超过10年的，从第11年起，每满1年支付1个半月的生活补助费，同10年以下部分的10个月生活补助费合并计算。
工作满6个月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工作未满6个月的，可以不支付生活补助费。
第十二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外商投资企业除支付职工生活补助费外，还应当支付医疗补助费。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宣告破产或者宣布解散时，对于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一次性支付必需的生活补助费和医疗补助费。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职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令其限期补签劳动合同，并按招用人数每人每天处以20元的罚款。
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本规定招用职工的，处以被招用者月平均工资5倍至10倍的罚款，并责令其退回招用的职工。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的，责令其按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工资和按实发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的20％至100％支付职工赔偿金，并对其处以职工月工资总额5％的罚款。
拒不按照前款规定补足工资和支付赔偿金的，处以实发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及赔偿金1倍至3倍的罚款。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克扣职工工资的，责令其补足已克扣部分，并处以克扣职工工资数额150％至200％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发放职工工资的，责令其从约定发放工资日期的第6日起，每日按拖欠工资数额的1％支付职工赔偿金。
外商投资企业不按约定日期发放职工工资并拖欠超过30日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理外，并处以拖欠工资数额3％至5％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从员处以拖欠工资数额1％至3％的罚款。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无故不缴纳中方职工失业保险或者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的，责令其限期缴纳，并可以处以工资总额20％至30％的罚款；逾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金额2‰的滞纳金。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未安排职工休息、休假或者安排工作不按规定标准支付职工工资报酬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以1000元至3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从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的职工，不发放必备的劳保用品和保健津贴的，责令其补发，并可以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环境不符合职业安全卫生要求的，未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开工；已开工的，责令其限期改善生产环境，并处以3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对职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注：根据1997年12月2日省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8件规章的决定》将本条中“并处以3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修改为：“并处以2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阻挠或者拒绝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劳动监察的，处以月经营及销售收入1‰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的各项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劳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劳动统计，并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和统计部门报送劳动工资等统计报表。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同时适用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投资者在本省投资举办的企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云南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人民政府1992年7月23日发布的《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暂行规定》和1987年12月17日批准发布的《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保险福利待遇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25日
　　　　　　　　　　　　试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护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仅以精神利益为内容，还是兼有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两方面内容，学界见解不一，[1]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解读差异。[2]如果认为人格利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导致精神利益主体消灭精神利益亦当然消灭，那么法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从公共利益、近亲属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其保护期限也应着眼于这些角度确定；如果承认人格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则因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灭，因此其保护期限应从保护继承人、财产权存续期限等角度确定。
自上世纪以来，在比较法上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已成为普遍趋势。[3]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存在两种典型保护模式：英美法的独立财产权（公开权）保护模式和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美国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该案中，弗兰克法官区分隐私权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创设了“公开权”一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从隐私权中剥离出来。[5]后经nimmer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梳理阐释，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理论得以确立。[6]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应受保护。[7]而在德国，法院通过适用“一般人格权”为他人身份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但赔偿的理由是应当对使用照片支付费用，而不是基于对人格的损害赔偿。[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决强调肖像权虽源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也包含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10]因此，在德国法保护模式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构成人格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
在我国，虽然多数学者认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但对保护模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采取独立财产权保护模式，建立形象权制度保护人格的商业利用。[11]另一种观点主张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采人格权保护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采公开权保护模式。[12]我认为，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结论：1.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2.人格之财产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灭，而由继承人继承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分别着眼于两类利益的性质及保护对象来确定。
首先，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是权利人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利益。该利益的专属性决定了权利人死亡必然导致该利益因丧失依托而归消灭。关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论依据，已有学者作了详尽阐释。[13]惟应注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否保护及如何保护，各国态度不尽相同。英美法不承认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仅在受害人为生者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14]英国普通法不能对死者死后人格权提供任何保护，即使是在严重侵害死者名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5]法国与英美类似。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仅属于活着的人，不能转移给继承人。[16]但在德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承认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在德国，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直接说”，即保护对象为死者本人。承认死者部分权利能力的做法见诸于德国法院，依据相关判决，“对人格权的保护价值超越了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因死亡而终止……一个人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一般权利在死后继续存在。”[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后，其人格仍有保护的价值；不对死者进行贬低性评价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对死者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并不与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灭的原则相背离，也不是说与人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格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8]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间接说”，即其保护对象为死者近亲属。在2007年“蒋孝严诉陈水扁侵害蒋介石名誉权案”（又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成立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侵害。[19]
个人认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我国宜采“间接说”，即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因权利人死亡而消灭，死者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受有精神损害，以其自身权利受侵害获得救济。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我国现行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若采德国“直接说”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能力，必然与之抵牾过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时，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显采“间接说”；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0]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在美国，公开权可否继承曾存在极大争议。[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确表明公开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认公开权的美国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等州和适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亚州、[25]印第安纳州，[26]均已承认公开权可以继承。虽然美国还有很多州对公开权可否继承未作规定，但已就公开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的绝大多数州均肯定公开权的可继承性。[27]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的传播与公开展示须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权人允许他人为自己制作肖像并获得报酬，视为同意。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内须经其亲属同意。”但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护则未作规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案承认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权，死者近亲属同样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获取许可使用费。[28]
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在前述“鲁迅姓名权案”中，法院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之子，有权继承鲁迅先生的物质遗产，亦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权维护鲁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该判决否认了死者姓名具有财产利益及可继承性。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均值得商榷，应承认死者人格利益的财产性和可继承性。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财产双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姓名权的内容包括决定、使用、变更姓名等权能，其使用权能当然应包含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该条还规定禁止他人盗用、假冒权利人的姓名，盗用、假冒行为亦包含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更直接表明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的权能。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依体系解释规则，在法律文本设定的特定语境下，前后多处使用的同一术语可能指称的都是区别于惯常含义的特别含义，此时的体系解释就应当因循语境下的特别含义。[29]“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能；“其他合法财产”相应地可解释为其他权利中的财产权能，亦包括人格权之财产权能。另外，学理上亦认为与人格物质载体相区分的人格权或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侵害，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应该允许继承。[30]其四，在司法实务上，在“蓝天野诉天伦王朝饭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权人支付肖像使用费。[31]该案虽未明确人格之财产利益可否继承，但该案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为承认该权能之可继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一方面，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该精神利益因与主体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让与性、可继承性，因此，该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取决于立法政策对死者近亲属范围的划定，亦即在这些主体的生存期限内此种精神利益为法律所保护。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实为侵害继承人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非继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该类财产利益所认可之存续期限。

法律文献：
[1]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财产双重内容（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参见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可以适当分离》，《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泽鉴：《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台湾本土法学》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实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国法院已承认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谋取收入以及禁止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其肖像的权利。haelan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公开权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的方式进行转让。参见[美]大卫•韦斯特福尔、大卫•兰多：《作为财产权的公开权》，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参见[美]苏珊娜•伯格曼：《美国和德国公开权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张红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9页。
[1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9]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0]《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2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同前注[19]，王泽鉴书，第145～148页。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30]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3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6226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