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


国务院转发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1980年3月5日，建设部

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的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研究试行。
鼓励华侨、侨眷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是国家的一贯政策。侨汇建房有利于加速改善侨眷的居住条件，方使归侨安居乐业，减轻国家建设住宅的经济负担。同时对于团结华侨，调动广大华侨、侨眷为“四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省、市、自治
区要加强领导，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侨汇建房工作的开展。要把侨汇建房纳入当地基本建设计划，在建设用地、建筑材料、施工力量等方面给予保证。组织侨汇建房要坚决贯彻“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造价、售价要定的合理。广东、福建等侨眷集居、建筑侨
汇量大的地区，要迅速行动起来，把侨汇建房工作抓紧抓好。在试行中有何意见，望告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的暂行办法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迅速开展侨汇建设住宅工作，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鼓励华侨、归侨、侨眷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他们购买和建设的住宅，产权和使用权归已，国家依法给予保护。在城镇，凡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均可用侨汇购、建住宅。原籍在农村，在城镇又没有亲友的华侨，原则上在农村购、建住宅；如要求在城镇购、建住宅，需经当地人民
政府批准。领养老金的华侨要求来我国城镇建房养老的，可不受“返原籍”的限制，但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用侨汇建设住宅应列入各地基本建设计划，专项下达，不受自筹资金计划指标的限制。侨汇住宅建设要服从城市规划。用侨汇建设住宅，可以采取集资统建的形式，由侨务部门办理集资手续，交建设部门组织建设、双方签订合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由银行贷款、地方政府拨款、
物资部门预拨材料，先行建设，建成后统一出售，或者从国家已建成的住宅中拿出一部分出售，有些旧房经过修缮也可作价出售，一律通过银行结算，收取侨汇。
三、侨汇住宅的设计，应当根据华侨和侨眷的特点，在住宅的建筑面积、装修和设备标准等方面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可设计几种标准，供侨户选择。为节约用地，在城市以建公寓式的住宅为主。有特殊要求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可建独门独院的别墅。
四、各地要切实保证建筑材料的供应。按国家规定留给地方的建筑侨汇，由省、市、自治区侨办掌握，商同级计委、建委和城建部门，按照谁供应物资、谁使用留成侨汇的原则，制定分成比例和办法。留成建筑侨汇要用于购买建筑材料，按设计定额组织供应。各地能解决的材料尽量不
要进口，供应有困难的，可以用留成外汇进口。
侨汇建筑材料要单列指标，专项下达，保证专材专用，不得挪用。侨务部门有权检查材料分配、使用情况。
五、要切实保证侨汇住宅建设的施工力量。在建筑侨汇量大的城市，可以组织华侨住宅建设公司。承建单位要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保证施工质量，按期交付使用。各方都要认真履行合同，并根据合同规定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六、要合理确定侨汇住宅的造价。侨汇住宅的造价内含：
1．住宅建筑造价，按不同的设计标准计算。
2．住宅小区（华侨新村、华侨公寓）范围内给水、排水、道路、配电、供热等设施费用，按实际需要收取。
3．征地补偿费用和拆迁安置费用，按当地参加统建住宅的收费标准收取。
4．住宅设计费，按设计单位规定收取。
5．筹建行政管理费，不得超过住宅建筑造价的百分之三。
住宅出售价格应根据造价，因住宅所在地段、层次、朝向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七、侨汇住宅建设使用的土地，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华侨、侨眷只有使用权，由当地房管部门收取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费从发给住宅产权证之日开始计征。房产税从发给产权证之日起，免征五年，期满以后，按当地标准房价计征。
八、用侨汇建设的公寓式住宅，可委托房管部门代管代修，侨户按月交纳维修管理费，年终结算，多退少补。别墅式住宅可以自管自修，也可以委托房管部门修理。维修材料由地方物资部门供应。
九、用侨汇购、建的住宅可以在当地出售、交换，也允许继承和赠送。产权转移须经当地房管部门办理手续。侨眷出国后，房屋可以委托亲友或房管部门代管。空闲房屋自愿出租的，要按政策规定出租，由房管部门协助办理租赁手续。租金可以略高于同等公房租金标准，但不得高价出
租和押租，不许索取租金以外的报酬。
十、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侨汇住宅建设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在侨眷集居、侨汇住宅建设任务重的城市，可以成立侨汇建房领导小组。有关部门要分工合作，明确任务，各尽其责。各地侨办负责受理侨户购、建房屋的申请，组织集资，编制侨汇住宅建设计划，报同级计委审批并编入基
本建设年度计划。建设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搞好华侨新村的小区规划、住宅设计、征地拆迁、建筑施工、市政公用配套工程施工、绿化等项工作。物资部门负责建筑材料的供应。建成的房屋，由市侨办或房管局办理出售手续。银行负责办理建筑侨汇的存款和付款，办理外汇贷款。
以上办法，原则上适用于港澳、台湾同胞和中国血统外籍人以及他们在我境内的亲友。
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备案。


据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汉书·游侠传》记载，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不务农事，常以自身掌握的技艺、武功劫富济贫、扶危助困，或者为了个人私利，目无法纪，快意恩仇。人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游侠”，如史料中记载的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从社会背景来看，游侠多产生于社会在财产、政治、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和其他制度化方式得到纠正的时期。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并不是因为在秦代之前的游侠没有留下资料，而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到了战国时期游侠才渐渐兴起并活跃于秦及汉的早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国家权威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严重不公，各诸侯国内也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力服人，当权者赢，失权者亡。无论贵族还是百姓遇到了冤屈和不公，极少能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伸张，失势者往往求助于游侠的力量来实现复仇和复兴。即使是得势的权臣和诸侯，为了不被政治对手和敌国压倒，也竞相多多养士，抬高地位，壮大自己。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概莫能外。游侠的出现，正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数句所强烈暗示的一样，是作为对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采取加强整个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逐渐走向消退，因为国家的力量强大起来，客观上已经不需要游侠这种社会力量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同时又受到王权的打击，于是在后来的正史当中，除了《汉书·游侠传》外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记载了。

游侠的精神内核，具有双面的特性。既包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包括只讲私人恩怨，随意杀人；既包括讲求独立平等人格、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秩序，也包括与权贵勾结，渔利一方，甚至转化为流氓、盗匪；既包括恃胆气而轻生死的强烈英雄色彩，也包括接受招安的无奈归宿。因而，历史上对游侠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则对游侠持贬斥态度，他认为游侠之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所持的态度和司马迁截然不同。

时至今日，从法文化的角度对古代的游侠进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些许感悟。首先，透过游侠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众的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其言论即是法律，可以随意进行颁布、修改和废除，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因而执法者心中也就没有强烈的“依法办事”意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统治者又会改变这些法律，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他们以法弄权，恃权枉法，甚至为利弃法。从民众阶层来看，在家族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家族才是法律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族通过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当出现争议与纠纷时，家族内部的解决是首选，普通百姓一般不会主动诉诸法律。因此，从统治者到执法者再到普通民众，都没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人的游侠世界里，看不到对法律的信仰，甚至看不到法律。虽然在游侠世界里也存在诸如“义”这一规则，但它完全由游侠个人来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常常受到蔑视和践踏，成为嘲笑甚至是戏弄的对象。因此，游侠现象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和排斥心理。

其次，游侠精神可以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一直以来，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从辩证法的角度，这一观点只看到了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对立，没有看到其统一。从本质上来讲，游侠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朴素正义观，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与法治的基本精神并不矛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这种正义感引发的行为往往是积极的，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其与传统侠义行为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义是相通的。因此，在本质上，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有统一的一面。法治中的“法”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任何一个法治秩序良好的国家或者向往法治的国家，其“法”不可能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游侠精神中内含的正义、公平、平等、信用等精神是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品质的体现，由此，可以认为法治精神与游侠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游侠精神所代表的朴素正义观，完全可以转换成现代法治的价值诉求。在“游侠”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名字背后，其精神所体现出的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对自然正义的伸张、对人的朴素权利的保护，具有普遍的价值。在古代中国，当律法不能为遭受欺凌者主持公道、为弱危无助者施以援手，借助游侠的力量便成为民众获取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而在当代中国，游侠精神依然有其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存在的价值，应汲取游侠精神中有利于法治的部分，与法治兼容，使其成为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