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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
　　　　　　　　　　　　　——以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与独立的请求权及其关系为视角

　　一、问题之提出

　　侵权行为发生后，除了直接给被侵权人带来损害外，往往还会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此处“第三人”是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某一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言。例如，在“林玉暖案”中，张某殴打曾某，致其头部受伤倒地，血流满面。张某的行为无疑对曾某构成侵权—侵犯身体健康权，因此，在张某和曾某之间形成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张某和曾某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言，曾某的母亲林某为第三人，而曾某为直接受害人。林某因目睹其子被殴打致血流满面而精神受刺激，以致昏厥。由此，张某对曾某的侵权行为给第三人林某带来了损害，既有财产上的，如支出医疗费；也有精神上的，如精神痛苦。[1]

　　第三人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不外乎两个途径：或者以直接受害人被侵权为理由，请求侵权人对自己赔偿；或者仅以自己被侵权为理由而要求损害赔偿。在第一种情况下，除了损害之外，其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免责事由）皆以直接受害人和侵权人间的关系为判定依据。例如，若直接受害人与有过失，则在一般侵权责任中，可导致侵权人对第三人的责任减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第三人实际上主张自己也是直接受害人，但是与原先的直接受害人相比，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中第一直接受害人和第二直接受害人的关系，而是在另一个法律关系中的直接受害人。若不惮被用词扰乱理智，上述两种途径不妨称之为：自身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作为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2]其请求权是派生的（derivative or dependent），以及第三人作为直接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其请求权是独立的（non-derivative or independent）。

　　侵权法中，第三人若主张对自身损害的赔偿，原则上应主张侵权人对其自身构成侵权，此点应为显明之理。在特殊情形下，法律明定第三人可就针对他人的侵权行为主张对自身的损害赔偿。例如，《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第1款规定：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条第2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关于第1款中的“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一，死者近亲属主张的是对自身精神损害的赔偿，而非死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让与或者继承；其二，被侵权人是指死者，而非死者近亲属。[3]在我国，若被侵权人因侵权而死亡，死者近亲属虽非直接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可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为死者支出的医疗费或丧葬费等合理费用亦可要求侵权人赔偿（《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若侵权行为只导致被侵权人受伤，而非死亡，则伤者的近亲属作为第三人并无精神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其为伤者所支出的医疗费或者为照顾伤者所支出的误工费，从《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规定来看，也不能作为第三人向侵权人主张赔偿。[4]为防止侵权人不当获益，此时，第三人为受伤的被侵权人所支付的医疗费应计算在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害范围，由被侵权人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5]至于被侵权人和支出了医疗费的人（不限于近亲属）之间就所支出的医疗费应如何处理，应按照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确定。[6]

　　第三人以他人被侵权为由主张对自身损害的赔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应准许。如“林玉暖案”中，依据我国的现行《侵权责任法》，林某作为被殴打致伤的曾某的母亲不得以曾某被侵权为由要求侵权人张某承担对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法律并未排除林某以自己被侵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可能。在该案中，法院即以林某的健康权受侵害为由，支持了林某的赔偿（为治疗自身而非曾某而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案例编选者将法院的判决定位在对有关死者近亲属作为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之法律规定的扩张解释，实际上完全混淆了前文所述的第三人（该案中的林某）作为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和作为直接受害人（林某的健康权受侵害）时的独立的请求权。

　　当第三人因他人被侵权而遭受损害时，若主张自身亦被侵权而提出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抽象地回答此问题应十分简单，即针对该第三人，行为人的行为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可。但是，第三人所主张之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应受法律关于该第三人派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影响？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如前所述，依据我国司法解释，死者近亲属对导致死亡的侵权人，享有派生的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在法律已经规定上述派生的请求权的前提下，设若死者近亲属另以其对死者的身份权受侵害为由，主张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人对自己构成独立的侵权，其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并进而要求损害赔偿，是否有理？或者，假设死者近亲属如“林玉暖案”一样，因目睹致死现场而精神受刺激，从而主张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人对自己构成独立的侵权，应赔偿自身所受损害，是否有理？假如答案为“有理”，那么，责任的成立和范围是否受法律有关死者近亲属派生的请求权之规定的影响？若有影响，是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深值研究，且不乏比较法上的参考资料。笔者希望在介绍英美法有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Nervous Shock）应如何处理的法律和学说的基础上，发掘出其间可资借鉴的意义，并结合我国的现行规定，为我国侵权法中第三人（尤其是近亲属）损害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作条理化的解答。但是，笔者认为，若要真正了解英美侵权法就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如何处理，必须将其放在前文所述的第三人损害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若要使就英美侵权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研究对我国法律的解释适用有助益，这种考察尤为必需。[7]以下，本文首先考察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受有损害时的派生的请求权，其次考察英美侵权法中有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判例与学说，并从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和独立的请求权之间所具关系的视角出发，探明其中可资借鉴的意义。最后，就我国的第三人精神受刺激及相关案件类型应如何处理，提出笔者的见解。

　　二、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

　　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可分为直接受害人被侵权致死和仅致伤两种情况。首先讨论前者。

　　普通法针对人的死亡和侵权请求权的关系有两条限制：一是一个人的侵权请求权随其死亡而终结，且不得由生者继承；二是一个人被侵权致死，生者不得以其死亡对自己构成损害为由而要求侵权人赔偿。前一个限制涉及的是死者的侵权请求权的让与或继承问题，不涉及第三人损害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8]后一个限制针对的是生者作为第三人以死者被侵权为由提起的赔偿自身间接损害的请求，涉及的是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因此，第三人若以导致死亡的侵权人同时也对自己构成侵权—例如，使自己精神受刺激—为由提起赔偿请求，虽然也有限制（下文将阐述），但不在此限制之列。

　　依据普通法中的上述限制，“如果一个孩子，其父母被侵权人过失杀害，并因此而失去了唯一的抚养渠道和父母可能提供的照顾与安慰，将不拥有任何诉因，从而，从侵权人的观点看，杀死一个人比抓伤他代价更小。”[9]受限于普通法的先例约束，解决这种不公平的任务由立法来完成，即分别为解除前述普通法的两条限制而形成的英美侵权法中有关死者的两大类立法：死后存续法（Survival Statutes）和错误死亡法（Wrongful Death Statutes）。和本文相关的主要是后一类立法—在英国以及移植英国法的国家，名称通常为致命事故法（Fatal Accidents Act），此类立法赋予死者近亲属等第三人得以死者被侵权致死为由而请求赔偿自身所受的间接损害。英美法系中的立法和各国的政策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不同国家关于侵权致死案件中第三人可要求赔偿的损害范围不尽相同。下文主要选择英国的《致命事故法》作为阐述对象。

　　1846年，英国议会出台了《致命事故法》，又称坎贝尔勋爵法（Lord Campbell's Act），并历经1864、1959和1976年的修订过程。依据1976年的《致命事故法》第1（A）条，如果不法行为（wrongful act）导致他人死亡，尽管受害人死亡，不法行为人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英国法官丹宁勋爵对此种赔偿责任的性质有如下描述：假设（实际已经死亡的）受害人还活着，他有请求赔偿的权利，那么，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他的遗孀和孩子就有此权利。“就责任（liability）—而不是赔偿（damages）—来说，她们取代了他的位置”。[10]所谓责任上的代位，应指侵权责任的构成以死亡的受害人为基准，因此，若有受害人同意等免责事由或侵权行为和死亡之间欠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死者的近亲属即使有损害也得不到赔偿，且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也会相应地导致赔偿额缩减。[11]所谓赔偿上并非代位，应指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应以死者近亲属而不是死者为基准，因此，虽然经济损失是以死者的预期净收人减去其预期应有的消费额计算—这是死者若活着给近亲属带来的收入，但是原告（死者近亲属）必须是“确实在经济上依赖于死者（提供收入）”（in fact financially dependant on the deceased）的情况下，才可获得上述经济损失的赔偿。[12]

　　1982年英国《司法行政法》第3条（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82, section 3）为1976年《致命事故法》增加了一项内容（the Fatal Accidents Act 1976, section 1（A）），即死者近亲属等享有要求3500英镑—2002年被改为10000英镑—的“丧亲（之痛）赔偿”（damages for bereavement）的请求权。英国议会下属司法委员会在其对司法部2009年的民事法律改革草案进行立法前审查的报告中认为：应当明确，丧亲之痛的赔偿，其真正的功能不在于对侵权人的惩罚或者对生命本身的价值的认可，而是对失去亲人的悲伤（grief）和亲人陪伴所产生的精神利益的丧失（loss of the non-pecuniary benefits）之认可。[13]丧亲之痛赔偿请求权的确立，通过立法，改变了普通法对第三人丧失亲人所产生的悲伤和痛苦等精神损害不予赔偿的传统。

　　若侵权行为并未导致受害人死亡，只是使其受伤，受伤者本人自有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文关注的是诸如伤者近亲属等第三人是否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其依据又何在。依据历史上的英国普通法，丈夫对致其妻子受伤的侵权人有请求赔偿其配偶利益丧失（loss of consortium）的权利。该配偶利益丧失是个总称，其中既包括财产性质的利益丧失，如配偶提供劳务利益之丧失（loss of services）以及为配偶治病支出的医药费等，也包括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丧失，如配偶提供陪伴利益之丧失（loss of society），该项配偶提供陪伴之利益涵盖了妻子提供给丈夫的情感的关怀和性的满足等利益。另外，父亲对致其孩子受伤的侵权人亦有请求赔偿因孩子不能提供劳务之（财产性）损失（loss of services）的权利，但不包括孩子不能提供陪伴之（非财产性）损失。[14]普通法的上述历史中，妻子和孩子成为男人的某种财产。[15]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都没有一直延续这样的历史，但改变的途径有所不同。英国通过立法彻底废除了普通法中的上述制度，[16]美国一些州的改变和英国一样，即丈夫和妻子都不再能对第三人主张配偶利益丧失的请求权，另外一些州则保留了上述普通法，但将上述丈夫的请求权扩张至妻子也同样享有。至于孩子的请求权，许多州则仍持保守态度，不承认孩子因父母受伤而有请求赔偿的权利。[17]

　　以配偶一方被侵权受伤时另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例，在美国一些州保留配偶利益丧失请求权（action for loss of consortium）的情况下，为防止侵权人双重赔偿，往往需要伤者就身体受侵害提起的诉讼和伤者配偶就配偶利益丧失提起的诉讼进行合并。如前所述，配偶利益丧失中包含了为受伤配偶支出的医药费，但如果在受伤配偶就身体受侵害提起的诉讼中确定可就该笔医药费得到赔偿，则在另一方就配偶利益丧失提起的诉讼中就决不能包含此项费用的赔偿。[18]在英国取捎配偶利益丧失请求权的情况下，原本可由未受伤的配偶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如为伤者支出医药费以及因伤者不能从事家务而增加开支等—可直接由伤者本人要求赔偿，侵权人不得主张伤者因有配偶的支出而未受有损失。[19]就财产性损失而言，英美的不同一般只在于：在英国，伤者和伤者配偶因伤者被侵权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一律由伤者请求赔偿；而在美国一些州，则可同时由伤者和伤者的配偶请求赔偿，但赔偿项目不得重复。在1984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报告中，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称之为“赔偿给受害人（的方法）”（the remedy in favour of the victim）和“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方法”（the third party approach）。[20]就非财产性损害而言，在笔者看来，英美的不同更具实质意义。因为，与支出医药费等不同，不可能将未受伤配偶方的精神损害也算在伤者本人的损害之内，所以采用“赔偿给受害人”的方法时，侵权人无须就伤者配偶的精神损害进行—哪怕是通过给予受害人而实现的间接的—赔偿。

　　总结前文所述，可得一简明结论：以配偶关系为限，[21]就目前的法律现状而言，侵权致人死亡，不论英美，大都认可死者近亲属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22]侵权致人受伤，在英国，伤者近亲属并无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在美国一些州，伤者近亲属则有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都具有派生的性质，即以死者或伤者被侵权为由提起的针对自身损害的赔偿请求权。[23]

　　三、英美侵权法对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

　　以行为人侵权致人死亡为例，如前所述，英美普通法不承认死者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制定法介入，赋予死者近亲属因直接受害人死亡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该项赔偿请求权属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即请求权人可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害，但无需主张其对自己构成侵权。如果死者近亲属以行为人对自己构成侵权为由主张独立的请求权而要求赔偿，前述制定法有关派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对其是否应构成制约？从事理来看，自然应构成制约，即在死者近亲属派生的请求权中处理的行为和损害，不应在其可能的独立的请求权中再被处理，否则，会使行为人重复赔偿，也会使不同的请求权之间界限不清。[24]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理解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关键。以英国法上的行为人侵权致人死亡并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为例，《致命事故法》中第1（A）条赋予某些死者近亲属“丧亲之痛”的赔偿请求权（action for bereavement）。此条规定处理的行为和损害分别是不法致人死亡和因亲人逝去而产生的悲伤以及陪伴的丧失。因此，在死者近亲属提起独立的请求权时，其所主张的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应当不是或不只是“不法致人死亡”，其所主张的损害也应当不是或不只是“亲人逝去而产生的悲伤以及陪伴的丧失”。当死者近亲属以精神受刺激为由主张导致直接受害人死亡的侵权人对自己构成过失侵权（negligence）—英美侵权法中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时，一般称之为“精神受刺激”（nervous shock）案型（之一种）。在此类案型中，不法行为和损害如何界定？上述这些问题正是下文将要考察的内容。

　　以英国为例，对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可分以下三点来说明。[25]

　　（一）心理疾病之要求

　　第三人虽然精神受刺激，若未导致心理疾病（psychiatric illness），则不予救济。此种心理疾病须是确实可验证的（positive），单纯的悲伤、痛苦或其他通常的情感（normal emotion）不在其内。[26]

　　如果一个人身体受到了伤害—不包括伤害的危险，那么普通法的救济方式中含有针对悲伤、痛苦以及欢愉之丧失的精神损害赔偿，此点无须多言。[27]但是，此处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是指该第三人身体并未受到伤害，但却因目睹近亲属受伤或死亡惨状等原因而受精神刺激，并由此产生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28]如果亲人因被侵权而死亡，如前所述，制定法对于相关第三人（如死者配偶）的悲伤、痛苦以及亲人陪伴之欢愉的丧失等精神损害已有救济，因此，在笔者看来，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对如此程度的精神损害不予救济当在情理之中。如果亲人因被侵权而受伤，如前所述，制定法明文取消了普通法中相关第三人的请求权，因此，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法官对于因亲人受伤而产生的悲伤、痛苦等精神损害不予救济，自属当然。[29]

　　或许，可以认为：若非目睹死伤惨状，第三人（如死伤者的配偶）的悲伤和痛苦不至于如此严重，因此，对其因目睹死伤现状的悲伤和痛苦仍应予以救济。接受此说法，可得一结论，即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死伤者的近亲属若要寻求普通法上的救济，其精神损害应比一般的因亲人逝去或受伤造成的情形—前文所谓“通常的情感”—更严重。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英国法的逻辑。只不过，英国法要求须更严重到伴随心理疾病的程度而已。因为，若未严重到伴随心理疾病的程度，则很难分辨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是单纯因亲人死伤而生，抑或是因目睹死伤惨状而生。

　　（二）“初级受害人”与“次级受害人”
浅析当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偏低的成因及对策

左国新


[摘要]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既有办案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因素的制约，本文试对影响自侦案件质量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作一探讨。
[关键词]检察机关 查办职务犯罪 质量 成因 对策

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要切实履行好这项职责，确保公正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质量，保证案件立得准、诉得出、判得了，否则就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办案实践中，常常暴露出办案质量不高的现象，其直接表现为“两高一低”，即不诉率高、撤案率高、起诉率低。本文试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总体质量不高产生的原因和对策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办案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不高。侦破案件是侦查人员搜集固定证据，并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办案人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能力的欠缺，会导致案件在实体方面产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的问题；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技巧能力的欠缺，会导致案件出现非法取证、程序违法的问题。素质不高的案件承办人，不可能办出高质量的案件，所以说，办案人员业务素质的高低是决定职务犯罪案件质量最重要的因素。
2、办案人员的执法观念存在误区以及外部监督与内部制约缺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案件质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办案人员本身不具备避免这些问题的业务素质，而是由于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些办案人员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没有认识到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证人、涉案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查清犯罪事实、打击职务犯罪一样是自己的重要职责，反而认为作为检察干警，只要是为了查处犯罪，自己的那些“轻微”违法行为不能算作是问题，加上外部监督与内部制约的缺位，使得办案人员、办案单位在实施侦查行为时，常常出于赶进度、图方便、提速度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意或无意的简化、省略或变相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导致了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
3、考核机制不够科学，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都把检察业务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因此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也就自然成了检察业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于是有些检察院便把“立案数量”作为工作标准之一，有的直接或变相地规定了“办案指标”，甚至对完不成指标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这样，无形中就给办案人员施加了压力，从而产生了“紧迫感”。在办案过程中，为了完成任务数就搞一些凑数案子。这就给以后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埋下隐患，最后又不得不为处理这类案件找台阶下，每年都有一批上一年查办的案件被撤案，就是因为这时候上级院对工作已经考核完毕，撤案不会影响考核结果。
4、地方行政干预，也是影响个案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部门领导与犯罪嫌疑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有的部门领导因怕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影响本单位年终考评从而影响其政绩，导致一些案件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还有一些案件由于领导认识上的误区，也会影响到案件的查处。比如说渎职侵权犯罪由于主体特殊，有的部门领导对渎职侵权犯罪就认识不深刻，认为渎职侵权行为是为公的，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对查处渎职侵权案件不配合，不理解，认为检察机关是小题大做，继而百般阻挠。
5、办案手段单一，方法落后，经费不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大多数自侦案件的侦破还是依赖于对“口供”的突破，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传唤时间只有12小时，在这种办案模式下，为运用侦查手段，如搜查，采取强制措施等，很多案件在初查刚达到立案起点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出现平常所说的“踩线案”， 如贪污数额5000元，受贿数额8000元等，对这类案件，如果案件没有新的突破，而且有一笔犯罪数额的证据不够扎实，一旦发生翻证，就会导致案件的流产，也只好作撤案或不起诉处理。还有些案件涉案人员多、范围广，取证所需经费多，有些地方从经济角度考虑，往往不去取证，从而造成案件证据不足，结果也上不了法庭。
二、提高办案质量的对策
1、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和政绩观。坚持以检察业务为中心，把办案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处理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办案力度与办案效果的关系，不断加大办案力度，坚持有案必办，有罪必究，不拔高，不降格，实事求是办案，依法办案，规范办案，不断提高办案水平。
2、加强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现有的侦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的数量也相差较大，这些都不利于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要大力优化侦查队伍的知识结构，充实侦查专家和业务骨干，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侦查队伍。在选好备齐人员的基础上，还要对侦查队伍加大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的整体侦查水平。
3、加强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决定其本身应该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实现对外监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加强内部监督制约十分必要。尽管检察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个别检察官或者因业务素质不高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或者因思想品质低劣而违法违纪办案，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切实提高案件质量，就必须构建案件质量保障体系，形成规范、长效的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使之成为一个与其他作为监督对象的业务部门相分离，相对超脱的监督检察工作机构。通过规章制度赋予其相应监督职权，独立按规定程序进行监督。
4、规范化的办案流程管理。规范化的办案流程管理，可以正确引导干警依法履行职责，避免造成工作失误。办案流程管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初查、立案、强制措施、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等审批制度外，还强调对询问、讯问行为及调取证据各种行为的规范化管理。这方面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强化领导审批手续。在办案实践中，有些办案单位常常忽略这些侦查行为的审批手续，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办案人员自己拿着法律文书直接实施侦查行为，有时甚至不拿法律文书就对证人进行询问或到有关单位调取证据，这种行为表现到卷宗上，就是有许多证据无合法来源。二是要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的作用。通过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及配套的监督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制度、案件评查制度，有效的监督办案人员的工作和纪律作风，将其每一个办案行为都置于适时的、有效的监督之下，让其时刻感觉到自己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从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侦查行为，及时纠正违法，使所办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正成为“铁案”。三是要加强制度制约。要建立案件质量责任追究制及违法或不文明办案行为惩戒机制。案件质量责任追究制对案件质量和办案人员进行同步监督制约，既可促进办案人员公正执法观的增强，又可减少和预防错案的发生。违法或不文明办案行为惩戒制是对具体侦查行为的监督，促进办案人员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行为。
5、改善工作考核机制，正确引导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当前，检察机关对自侦、公诉、侦查监督等部门的考核评比大多数仅仅简单的考核办案数、起诉率、不起诉率、撤案率，有罪判决率，没有对案件质量进行综合考核。事实上，在司法活动中依法认定某个嫌疑人无罪，保护其合法权益，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考核内容上，在对“三率”进行考核时，将个案质量达不到优秀的案件排除在外，不予计分，这样必将有力促进办案人员及办案单位对个案质量的重视程度。要允许公、检、法三家对具体案件不同认识的存在，允许合理的差错率存在。这样，才能保证侦查部门解除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从而使办案质量得到提高。
6、加强办案经费保障，提高检察机关办案部门装备的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