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公安机关调处的债权是否受法律保护
王根生
[案情]张某与黄某系好友。2003年7月，张某雇请黄某的汽车去吉安市装运啤酒，当时，黄某知晓张某将钱包放在驾驶室内，但不知具体金额。在装运啤酒过程中，张某回来取钱发现自己的钱包被人动过，即对黄某说：“我的钱包被人动过。”张某打开钱包一看，包里3400现金被人盗走，黄某当即和张某去该厂保卫科报案，该厂保卫科当日查无结果。事隔十多天后，张某伙同其妻弟邀请他人威胁黄某要其赔偿被盗款一半的损失，否则双方都没有好日子过，黄某拒不同意。经公安机关侦查，没有证据证明是黄某所为。据此，公安机关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指定黄某应赔偿张某现金1200元，黄某在写欠条时要张某准许给他写个附加说明,即“黄某弥补张某损失1200元,以后破出此案可以归还此款”，张某表示同意。出具欠条后，黄某于同年9月5日付给张某现金400元,余款800元,黄某觉得冤枉,迟迟不肯给付张某,同时还要张某返还已给付的现金400元。为此，双方发生纠纷，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黄某偿还欠款。
[评析]法院受理该案后，对本案债权能否认定和处理意见上存在以下三种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该认定这一债权关系，该债权有效成立，黄某应偿还张某欠款1200元。理由是：张某的钱包放在黄某的车上被盗后，在公安机关的调解下，经张、黄双方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黄某同意弥补张某1200元损失，并出具了欠条。事后又自愿履行400元付款义务，其行为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有效要件。此债权应认定为有效债权，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欠条的规定履行义务，法院应依法判令黄某给付张某上述欠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债权虽然能按上述要件认定有效成立，但却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因为黄某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出具欠条给张某时，向张某提出了附加条件，即“黄某弥补张某损失1200元，该案侦破后，可以归还此款”，张某也表示同意。显然黄某的行为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据此，法院在处理本案时，应当考虑判决黄某给付张某欠款，此案侦破后则由张某返还黄某。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债权应认定不能成立，法院不应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且应判决返还黄某已给付张某的400元弥补款。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黄某对张某被盗的3400元没有法律上的保管义务和责任，公安机关认为黄某对被盗款负有直接保管责任是错误的，其指定黄某弥补张某损失的行为是违法的，本案黄某出具欠条给张某是在公安机关的指定和张某邀人胁迫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民事行为，而并不是黄某的真实意思的本意所为。该行为应认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效力。在本案中，张某现金被盗后，公安机关和张某都没有证据证实是黄某所为，公安机关仅凭黄某有直接保管责任而指定黄某弥补损失，且张某采取了邀他人威胁黄某要赔偿一半损失，否则将加害于他，黄某虽然不愿赔偿，但客观上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在公安机关报案中，因公安机关开始怀疑黄某作案，并将黄某扣留，后查无实据又排除黄某。在调解中，因公安机关出面指定黄某应弥补张某1200元损失，并要黄某向张某出具欠条，是违背了公民真实意思的行为，而黄某正是在这种恐惧的心理状态下，受出钱买平安的思想影响违心的作出了违背他本人意愿的行为，故该公安机关调处的这起债权应不受法律保护。法院确定该行为无效后，应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返还黄某已付的400元弥补款。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根生 刘皓
邮编：331600
电话：0796-356102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国承包商派雇员来中国从事承包作业的工资、薪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国承包商派雇员来中国从事承包作业的工资、薪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外[1984]14号
1984-01-18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据各地反映，外国公司在中国承包工程作业，派雇员来华为其承包的作业进行工作，对其雇员的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否按照居住时间满90天征免税的规定执行？
经研究，外国公司在中国承包工程作业，其作业场所应视为在中国设有营业机构。对其雇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属于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报酬，应当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不适用居住时间是否90天的征免税规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以前，人民法院经费一直由各级财政保障，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经1989年最高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1998年中央(中办法[1998]14号)文件的更替执行，从理论上实现了“收支两条线”。但在实践中，各地各级财政根据法院诉讼费的情况确定法院经费保障水平的做法较为普遍。
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诉讼费交纳办法》开始实施，法院诉讼费收入下降幅度达到45%～60%，对基层法院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法院造成巨大的经费困扰。
现行经费保障体制运行的积极意义在于：
1.有利于“收支两条线”的真正实现
从1996年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1999年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到2001年《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法院预算明确由各级财政保障。但实践中并非如此，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实质上的收支挂钩，以收定支。随着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开始实施，诉讼费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折射出，法院开支独立于诉讼费收入的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经费保障能力与诉讼费收入之间的绝对正比关系被打破，依靠地方财政返还诉讼费的经费保障模式逐渐丧失了主体地位。
2.提高经费保障能力
近几年，经过改革与探索，中央、省级财政都大力参与到法院经费保障工作中来，以转移支付补助金、项目专款拨付等方式积极弥补地方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经费缺口，使单一的地方财政保障逐渐走向复合的多元保障。多级财政的多渠道供给有效地改变了人民法院经费保障对地方财政的完全依赖，提高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趋近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基础建设水平的能力。
3.促进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的建立
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关于制定基层法院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界定了法院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的框架。省、市、自治区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具体实施措施，使经费保障制度改革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无疑为其连续性、长效性提供了制度保证。
但是，从现实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看，有进一步深化经费保障体制的必要性：多元经费保障体制的建立，切实有效地缓解了基层人民法庭办案资金短缺的紧张局面，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当地财政支持为基础的法院经费保障本质属性，因此现行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必须要不断深化。
审判机关利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妨碍人民法院司法公正。
审判权是一项国家权力，但在现行经费保障体制下，关系到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质装备条件以及法院干警的衣、食、住、行等切身利益，其调控权都掌握在同级地方政府手中。同时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理论上，如果只将国家审判权力交给审判机关行使，而又不承担保证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权力所需经费的义务，则必然造成权力和义务的割裂、错位，甚至掣肘，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法院的这种宪法地位并未得到真正落实，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如当地政府利益的案件时，不得不考虑案件之外的情况和因素。
经费保障地区差异较大，影响审判权的有效行使。现行法院经费保障制度，仍不能摆脱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职权机关及领导对法院工作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强烈影响。
针对现状，今后的经费保障制度体制改革中主要应当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经费保障制度的重点和难点是基层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保障问题如何解决，从短期而言，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解决确定标准的问题，数额要科学、类别要准确。从长远讲，全国法院的经费管理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做预决算，财政部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
第二，在多元保障体系中，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对保障数额、项目匹配比例、支出功能设计、动态增长系数设定、账户的设置使用管理、预算经费追加机制相关程序的设置、经费的拨付管理与监督等逐一进行调研、建模、试验、定型、推广。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人民法院的体制改革同样不可阻挡，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在内的所有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的创新活动，一定能够成功。